木蘭花慢 (辛棄疾)

（中秋飲酒將旦，客謂前人有賦待月無送月者，因用天問體賦。）

可憐今夕月 向何處 去悠悠
是別有人間 那邊才見 光影東頭
是天外空汗漫 但長風 浩浩送中秋
飛鏡無根誰系 嫦娥不嫁誰留　

謂經海底問無由 恍惚使人愁
怕萬裡長鯨 縱橫觸破 玉殿瓊樓
蝦蟆故堪浴水 問雲何 玉兔解沉浮
若道都齊無恙 雲何漸漸如鉤

Asia's next revolution

“文革”，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人生段落

著名学者徐友渔就有关“文革”痛快淋漓地长篇答问，涉及“文 革”是否反官僚运动？如何看待“文革”的武斗、“文革”的造反派？“文革”是否仅仅少数人受害，多数人受益？“文革”与个人利益动机；“文革”与同时期世 界各国左翼运动的联系和区别；“文革”总体上的正负后果……等极有意义的话题


　　老高按：“文革”十年，无疑是我们这代人——共和国同龄人——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们身上的诸如“老三届”“红卫兵”“造反派”“知识青年”……等等终生褪不去的标签，不都是与“文革”经历赐予的么？
　　尽管中国当局仍然将“文革”列为研究的禁区，规定有关选题必须报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毕竟，“文革”已经过去46年，“文革”宣告结束也已经36年了——在实际操作中，总算逐渐放松，对“文革”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开始缓慢“解冻”了。
　　关于“文革”，40多年来争论激烈，哪里是中共所说“彻底否定”四个字能够盖棺论定的！
　 　中国学者徐友渔接受共识网的专访，就有关“文革”的各种问题痛快淋漓地长篇答问，长达数万字，还仅仅是“上”。他们的问答，涉及到“文革”是否反修防修 反官僚的运动？是否具有必然性？如何看待“文革”的武斗？如何看待“文革”造反派？“文革”是否仅仅是少数人受害，多数人受益？“文革”与个人利益动机； “文革”与同时期世界各国左翼运动的联系和区别；“文革”总体上的正负后果；……等等极有意义的话题。徐友渔强调：“文革”并不是民主实践，但也不是“多 数人暴政”，更是给我们这些对“文革”感兴趣的人开拓了新的思路。
　　这篇专访实在是很长，不过很有内容，我相信，必定能引起或深化很多人（我猜想，多半是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的思索，所以我还是全文转载于下，请读者对其长做好思想准备！
　　

认识文革，反思文革——共识网专访徐友渔

　　嘉宾简介：徐友渔， 男，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 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本学 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

学者徐友渔其貌不扬，思想深邃。

　　访谈人：王科力、袁训会

　　访谈背景：对 很多人而言，“文革”作为国之浩劫的感受实际上正在淡去，而对文革的浪漫想象，对它的所谓正面意义的肯定正在强化，比如反官僚的意义，思想启蒙的意义，打 破社会阶层固化的意义等等。即使是对文革持全盘否定的人，也并非因为经过了认真反思，而仅仅是出于过度贬低——认为文革纯粹是瞎胡闹，没有认真讨论的价 值。
　　关于中国对文革反思的现状，有人用了“口径统一”这一词 语，即对文革的认知静止在“历史决议”的结论中；而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不是控诉自己的遭遇，就是说自己当年没有作恶，就连王力、聂元梓、徐景贤这样中央 级的主力干将，也都大呼无辜。“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些人更认为自己不仅没有积极领导运动，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帮”、反“文革”。难道能对文革负责的，除了 “死人”，就是抽象的“党”？


　　一，文革产生的历史源流和社会基础

　　王科力：首先我们想请徐老师谈谈文革产生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基础，比如文革与阶级斗争理论、继续革命理论以及个人崇拜的关系。
　 　徐友渔：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连在一起的。列宁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自认为最大的贡献就是谈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够，还要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你问到这点，我想说这么一个意思，你谈到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个人崇拜，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基础 和条件。我想强调的是，用准确的话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文革不可能发生，但是还要说清楚的是，这些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文革不 可能发动，但是它们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并不是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文革自然就会发动。
　 　我为什么提这点呢？王蒙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天机》，他说到1966年文革是非爆发不可的。我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文革发生没有必然性，所有我们上面说到 的这些条件，苏联、东欧的那些国家都有，但是他们就没有发生文革。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文革可能搞不起来，但是有了这些条件，好像文革在中国是要必然 发生的，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革。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这些条件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文革发动者是要靠这些条件；其实文革的卷入者也是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年轻学生包括我在内，文革的时候都是非常 积极投入和参与的，如果没有受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影响，没有受当初林彪制造的个人崇拜的影响，可能我们也不会参加文化大革命。所 以这些条件无论是对发动者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科力：当时的单位制度是不是也是能够进行大规模动员的一个条件。
　 　徐友渔：1949年后中国有很多运动，不止文革一个运动，所有的政治运动跟单位制度都有关系，如果从独特性来说，一定要把文革和单位制度连起来，肯定跟 单位制度有关系，但是单位制度实际上跟1949年以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有关系。如果只提跟文革的独特关系，我觉得好像太夸大了一点，但确实是有关系。

　　二，文革真相：反修防修的反官僚运动？

　　1、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

　　王科力：在探究文革真相方面，分歧也比较多，大家各执一词，好像都有道理。王蒙在《中国天机》里说，文革发动的初衷其实是良好的，有人总结成文革初衷良好论。您是怎么看待他的所谓文革初衷是好的这一观点的？还是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
　 　徐友渔：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仔细看了好几遍王蒙的表述，我觉得要把王蒙的观点归结成“文革初衷是良好的”恐怕不对，王蒙作为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我 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比较清醒的判断，我没看出他有这样的归纳，这种归纳是不对的。另外，其实我看王蒙的文章，他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是对毛泽东 持批判态度的，所以要说王蒙自己有那种观点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是良好的”，我觉得有点冤枉他，他应该没有这种观点。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一个印象？ 为什么我又觉得这种误解很容易产生呢？恐怕也不是别人故意要把一个观点强加给他。实际应该是这样的，王蒙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体会是非常深刻 的，而且有很多很精到的看法，很多看法都是一针见血的，他比那些搞后现代吊洋书袋的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更深刻。但是王蒙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没有研究， 没有一个认真的探究。
　　王蒙虽然对中国现实尤其对中国政治运动 有一些很深刻的亲身体验和看法，但是他的眼光有一个局限，他没有关于人类文明的世界性眼光，毛泽东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毛决定了他一生，他被打成“右派”就 跟毛泽东有关系。现在谈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他对毛泽东是批评态度，他在书中写毛泽东的“只要革命、不要组织”这类东西，完全是大破大立想改天换地、想干 出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他写这些东西实际是对毛持批判态度。但是他把毛泽东看得太高、太伟大，过于高估了毛泽东，我觉得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对毛泽 东的崇拜，他写的时候是以批评的立场在说，但是他那种口气好像在叙述一个人类无法超越的事情，表面的语气又是赞扬性的，这样就很容易把他的观点看成是他觉 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良好的。我对王蒙还是解读过一番的，他实际对于毛泽东那些事情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他忍不住要流露出一种情绪，毛泽东就是他生活 世界的全部，是他思想上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这么说的时候就很容易忽视掉他文字当中批判的立场，而更看重他的语气，他几乎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在谈一个知难而 上的天神在做异乎寻常的事情，所以人们就会有这种错觉。实际我觉得王蒙没有。

　　袁训会：也可能跟他的语言风格有关系，总是绕来绕去的，别人反而弄不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
　 　徐友渔：有关系。我觉得王蒙对中国政治再懂、再有很多独到的看法，但他是一个不读外文书的人，毛泽东就是他眼界的全部，他的意思就是，任何好处和任何坏 处都是毛泽东的，他超越不了这一点。我们谈毛泽东还可以谈别的人，毛泽东毕竟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现象而已，我们可以比较超然，但是对王蒙就是绝对越 不过去。第二，王蒙爱用反讽的语言，从个性、分量上说他太崇拜毛泽东，他对毛的批判性判断别人不容易看出来，要非常仔细读才能看出来。这两点确实容易造成 说王蒙有“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是良好的”观点，实际不是这样的。

　　王科力：尤其是他对文革所发生的必然性强调特别多，说中国当时各种内外环境，他觉得文革不得不搞。尤其是文章刚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对文革肯定的要多一些，如果仔细看他的文章，越往后他基本越否定。
　 　徐友渔：所以开始我就提出一点，我觉得王蒙那种同情性理解观点还是有。再就是他思想上有很深刻的哲学上的误区，他觉得是必然爆发，对必然性的盲信是他那 一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一想到什么天灾人祸是必然发生的，就可以比较心安理得，思想上的痛苦就会减轻。其实很明显，没有毛泽东就不会爆发，还是有偶然性。王 蒙吃了毛泽东的苦，但是内心深处对毛泽东还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甚至连别的参照系都没有，他谈到的东西都是从毛泽东出发再归结到毛泽东，转一个圈，在毛泽 东这个如来佛的手心里跳出不来。

　　袁训会：有人说王蒙在这本书里什么都想说，但是给人感觉是最后什么都没说，甚至有人说他就是老滑头，太过于熟悉中国政治。
　 　徐友渔：他引起误解也有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读得出他的真意，而且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还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比方毛泽东那种无法无天的东西，不习 惯组织化的东西，不喜欢受约束，只破不立，这些他都要谈。但是他那种调侃的语气用得不加约束，那种老滑头语气他玩惯了，不知道到底他想说哪一点。他这种说 法好在哪儿呢？因为在中国挨整过，如果谁要整他，抓不到他的把柄，就像当初左派因为他的文章“坚硬的稀粥”要整他，但他写的都是影射的，所以他说的话就像 一条泥鳅，抓不住的，滑来滑去，但是这其实对他有一个损害，损害了别人对他立场的了解，如果说话过于油滑了，也会伤害自己，其实没有必要。

　　2、文革是一场反官僚运动？

　　王科力：怎么看待文革前人民群众抗议官僚主义、反对各种落后体制的行动，这些因素对文革的发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徐友渔：我觉得客观的说，在文革之前，群众对官僚主义是有体会而且深受其害的，是有不满的，但是我觉得群众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总体来说是没有做出什么反抗官僚主义这种事情的。

　　王科力：我是看了李泽厚老师的一段话，他说在文革发生前，人民群众的怨气很大，对那些官老爷高高在上很不满，有很大的反抗官僚体制的愿望。
　 　徐友渔：人民群众是有怨言的，但是你用的是“反抗”，就是有行动，反抗官僚主义的行动，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怨气会有。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政治和思想 控制是很严厉的，群众很容易被当官的整，你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比如我知道的，城里人回家探亲回来说我家乡亲戚挨饿了，他马上就要被打成“反 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怨言是有的，因为亲戚饿死了，他会知道制度不好，那些当官的对群众压制很厉害，他们肯定有怨言。反抗不能说完全没有，关键你用的是 “行动”，行动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因为一露头就会被镇压。这里我的判断是这样，大家对于官僚主义或者对官僚的压制是有看法的，是有怨言的，但是每个人想到 这里就觉得自己很危险了，抱怨几句就是反动言论，甚至父母对子女都不能谈这种事情，一谈就要出事，如果子女不懂事，跑到学校一谈，学校的政治老师说你家里 谈这个，这么反动！ 根本不行。
　　毛泽东讲批判官僚主义的话比 群众讲的厉害得多。群众如果说体制不好，说领导不好，会被当成反革命，都不敢讲，只可以在夫妻之间偶尔讲一下，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语录一出来， 哇，毛泽东批得那么厉害，大家一下子就认为毛泽东非常伟大，非常反官僚，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反官僚的因素，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给我们撑了腰，壮了胆， 我们的心里话让他说出来，群众特别有认同感。
　　文革初期给我印 象最深的就是读到一段毛语录，毛泽东60年代在一份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文件上面做批示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 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看这话，早先大家的想法连毛泽东说的1％都不到，都怕被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反官僚运动这 张牌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大家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发起反官僚特权运动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会让上亿的群众迸发出那么大的热情，这跟反官僚是有关系的。但是这 种反官僚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不可能有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有反官僚的运动或者有反官僚的行动，我觉得是夸大了的。

　　袁训会：您之前写的文章说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自己的权力斗争的文革，第二个是人民的文革。人民的文革是不是就是说文革之前虽然有反官僚怨气，但是真正的运动是毛泽东自己出来以后鼓动发起的？
　 　徐友渔：我觉得人民群众敢于理直气壮地在我们这个社会反官僚、反特权，而不是像以前说这话都害怕被说成是反革命言论，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应该是跟文化大 革命有关，是受了毛泽东的鼓励才这么说的，这么说才比较准确。当然，极个别的情况也有，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57年反右的时候，北京大学的谭天 荣、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他们也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马上就被打成右派，被镇压了，这种想法还是不成气候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理直气壮了，因为引用的 就是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带领我们这么做。准确的关系应该说是毛发动和鼓励的。
　　需要说明，我是在介绍“两个文革”说，我自己并不赞成这个说法。“两个文革”说认为除了有一个毛泽东发动起来要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人民起来反官僚的文革。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派生出来的，不可以单独并列。

　　王科力：文革之前官僚体制对人民的压制，群众跟干部之间的对立，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徐友渔：应该是非常严重。现在官方说文化大革命不好，全盘否定，其实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那时候中国的亿万群众，那时候八亿人民，几乎百分之 百都拥护这个运动，只说上当受骗不够，官方没办法解释这件事，也无法正视这件事。而文革之所得到真心拥护，实际上是官民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当然我不想说 文革以前就有反官僚的运动，在高压状态下，人们不可能表现出来。
　 　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差别，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是有点原教旨的，更教条主义的，他们说社会主义制度好，任何说它不好都不行，而毛泽东有点不 同，他完全承认、完全看到了干群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只不过他不说自己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他不谈这一点，但是他承认“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尖锐， 我们现在说得更直截了当就说是官民矛盾，毛泽东确实看得清楚，而且他在自己的政策里也体现了，比如搞“四清”的时候，他知道干部是多吃多占的，要让他们退 还东西。毛泽东对这些现象的批评是很厉害的。我觉得毛泽东搞文革如果单凭个人的威信，大家觉得他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盲目跟随他干，这一点是维持不了 多久的。人们那么狂热、那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实际是跟个人利益有关系，这种利益就是毛泽东带领我们革命，把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来，号召 我们向官僚进攻，这点我觉得是毛泽东抓得是非常之准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不敢承认党变了，政权变了，群众不满意了，而毛不但敢于承认，还要充分利用群众的不 满。

　　3、文革中的暴力是上层煽动起来的

　　王科力：这里有民意跟上层政治家的鼓动相呼应。另外一个现象，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文革里的暴力、武斗，其实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您觉得文革暴力是怎么鼓动起来的？是各派的自发行动还是上层的煽动？
　 　徐友渔：这里要掌握分寸，说得准确还是困难的。首先一点，暴力是怎么起来的，是上层煽动的还是群众自发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责任还是上层煽动，上 层煽动有几个原因：第一、毛泽东想发动文革，想造成天下大乱，而邓小平、刘少奇当初在中央第一线工作，他们做事情是按部就班，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是 党委党组织来指挥。毛泽东想搞天下大乱，实际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那一套，比如他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雅致、那么 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有煽动的意味。毛泽东想造成天下大乱，这些学生听到毛泽东都这么讲话， 什么打校长、打老师等事情都出现了。刘少奇那一边的人说的要遵守党的纪律，要遵守党的政策这一套就算不了数了。从这种意义上说，给实施暴力提供了思想武 器，应该是上面人的鼓动，从第一步就这样。
　　而后面的武斗和这 些关系都非常大，大概是在1967年5月，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那个时候全国武斗已经非常厉害，但江青话就说得很轻松，“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 关系”，而毛泽东就说得更厉害了，毛泽东明确给林彪做指示，“发枪给左派”，发枪给左派的意思就是军队把枪提供给这一派去镇压另外一派，其实两派都是拥护 毛的，只不过另一派不符合毛的心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跟煽动的关系太大了。
　 　毛还有一个说法，“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打过仗了，打一打，也是一个锻炼”。文革是很复杂的，表面上，中央发文件、发社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 上更起作用的是私下指示的这些话，实际就是鼓动。那时候一方面由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写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所 以他们也会说：你看，我们是号召不武斗的，但是更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话，就像刚才引的毛泽东的话，当初文化大革命初期打老师、打校长或者是同学之间互相打 斗，那时候传得最多的是林彪的一句话，“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这些话大家听到，对搞武斗就有恃无恐了，因为林副主席、毛主席这么说的， 江青同志这么说的。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有一个上层煽动，如果没有这种煽动，就按照文件写的，大家都知道武斗不好，不应该自相残杀，那就不应该有武斗。所 以煽动的因素很重要。
　　但是，武斗那么厉害，如果说每一起武斗 都是有上面的人，都有毛泽东的心腹在说你要去打，这又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也不想把煽动说成是主要的因素，应该准确一点，他们说了很多话实际上起到了煽动和 挑动的作用。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比如上海张春桥、王洪文指挥打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编者注），打保守 派，有纪录片详详细细记录了陆海空三个方面去包围上海柴油机厂，毛泽东在上海是看了纪录片的，他是赞成的。从这一系列事情来说，我觉得他们的挑动和煽动对 武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中国武斗到了全面内战的程度， 上亿人都卷进去，你也不能说每一场武斗都是他们煽动，而且他们也没煽动到那个地步，除了个别事例，比如说毛泽东知道和同意打上柴“联司”的事，他也不是每 次都是一定要叫哪一派打哪一派，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制造了那么一个环境，使得武斗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能够说明问题，全国武斗非常厉害的 时候，表面上官方的社论还是说不要武斗，但是毛泽东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这条最高指示对于武斗起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斗 争的继续”。我自己在研究文革、采访的时候，在陕西省采访的时候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学生跟学生之间打，使用了迫击炮和机关枪，把对方打死五十多个，中学 生最后看见一大片尸首，战场上遍地横尸，吓坏了，这时一个干部就出来说话了，他说：毛主席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这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斗争的继续。大家一听， 太应该了，国共斗争的继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死我活，一方消灭另一方嘛。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和政策挑动、煽动作用很大，但是全国发生那么大的武 斗，实际他是制造了一个环境，他要把这一派和另外一派说成是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当然武斗是理直气壮的，他也把一派说成是左派，另外一派说成是反革命或者是 右派，你去消灭对方也是你的职责，他制造了这么一个气氛。
　　另 外，还有很多时候，一方面他说不要武斗，实际一方面他是采取纵容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层次比较明确，一个是挑动和煽动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更重 要的方面是他们制造了全国大规模这样的环境，一派消灭另外一派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些武斗也未见得他是非常喜欢，但至少他是纵容 的。

　　4、文革武斗中的个人利益考量

　 　王科力：说到武斗，王绍光老师在《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他说即使在武斗的时候，其实各派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他 用一句话解释说：“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文革参与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理性。”那么这些造反派参与武斗跟他自身 的利益有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比如为了报复他的仇人或者为了借着武斗之名去牟利，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徐友渔：我觉得武斗肯定夹杂着利益，但这种利益不一定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派别的。你很难设想武斗打起来，发生枪战的时候，我还在想对方之中哪个人是我平 时的仇人，哪个是我的仇家，这是没有的。这种借机整仇家的事文革初期是有的，比方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有些人出身不是很好，有些人很穷但是出身很好，有 些人是教授，家庭背景不那么好，但是非常富裕，那穷苦一些但政治背景好的人，那些平时看见别人吃得好、穿得好，儿女又有教养，他非常不高兴，文化大革命爆 发，他就跑到派出所去报告，领红卫兵去抄的家，抄家以后，别人原来住得很宽，他就把别人的房子占了，这种个人利益动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非常多的。有个人 利益的考虑，就是我把他抄家以后，我就可以占他的房子，或者泄私愤，整人，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动枪动炮的时候，你要说个人有仇可能说不过去，两支武斗队互 相都不认识，但是派系的利益是很重的，我要消灭掉对方，我这派才站得住脚，这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利益，他并不是完全在那里想我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初 期红卫兵抄家是最直接的利益，我把你抄了家以后，你的房充公，我就给你占了。我觉得武斗中不是这样，如果说是出于派系利益，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

　　王科力：文革时期有些大屠杀性质的暴力行为，跟武斗是不是还不大一样？
　 　徐友渔：有关系，但是性质确实不一样，大屠杀往往是跟大武斗同时发生的，你要说突然来一个大屠杀，我觉得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最多的比如湖南的道县、广 西等等，都是在大规模武斗期间或者是在它前后，但是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事，因为武斗有的时候是派别之间那种杀红了眼，双方都组织武斗队，文化大革命我也 参加过，我完全知道。屠杀实际就不存在双方都有组织或武装，被屠杀的一方是手无寸铁的，所以这两件事性质上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武斗中间也有屠杀，就是有一 派被打败了，这边是军事上占绝对的优势，比如在广西这种情况很多，因为这派是在军队的支持下这么做的，那种大武斗，胜利的一方对失败的一方，就是从大武斗 变成大屠杀。但是在广西，那种所谓出身好的贫下中农组织法庭来宣判那些地富反坏右的死刑，完全不存在武斗，那就是杀人，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兴 县的那种屠杀，就跟武斗没有关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湖南和广西的屠杀还是在大武斗期间进行的。

　　王科力：如果说造反还获得了上层的理论支撑，但这种屠杀怎么获得它的正当性？
　　徐友渔：它的正当性其实就是跟阶级斗争理论是有关，就觉得革命的一方消灭反动的一方是正义的事情，还是这样一个理论。但严格说来也是阶级斗争理论的歪曲和滥用，阶级斗争也不是说见剥削阶级分子就杀，更不用说对其子女了。

　　王科力：划分了敌我。
　　徐友渔：对，那种划分基本都是以家庭出身为背景划分的，在湖南和在广西都是这样，在北京的大兴县也是这样的。

　　5、文革不是民主实践，但也不是“多数人暴政”

　　王科力：在对待文革的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是民主的实践，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看法，比如文革有“大民主”。您觉得所谓的“大民主”靠谱吗？
　　徐友渔：这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最复杂的一个现象，最难说清楚的一个东西。我自己持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认为“大民主”不是民主实践，但是我也感觉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从表面上看，在相当程度上，在运动当中，广大群众确实是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民主，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官民之间关系那么紧张，别说别的，我给老师提意见 都可能惹事，认为我是反动学生，我跟团支部、跟学校领导提意见都会被打成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意见都可以提，任何事情都可以说，所以大家感到有一 种空前的自由、民主和解放，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文化大革命中最反体制的杨小凯（他当初的名字叫做杨曦光，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他的东西我都有，我 和他很熟），他说毛泽东实际是为了打倒自己政治上的对手而打民意牌，就是为了争取群众。杨小凯把文革中的大民主说得很过头，他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跟群众做 了一个交易，我给你民主，给你自由，然后你们在政治上支持我。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甚至有结社的自由。
　 　杨小凯的这种观点我不赞成，但是确实也能说明很多事情，文化大革命你就是可以直接投入运动的，没有任何人批准，任何战斗队都是合法的，你把省委书记抓起 来批斗他一番也是可以的。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很多人确实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国人民罕见地享受了一次民主和自由。我 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它的边界非常清楚。我想最能驳斥这种观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六条”，上面写得很清 楚，规定以言论批评毛泽东、林彪等是反革命，是要当场抓捕的，我们享有的是“公安六条”之下的自由。当初江西省有一个中学生叫李九莲，后来给枪杀掉了，就 是因为所谓思想问题。她说，你有喊打倒刘少奇的自由，打倒国家主席都可以喊，你从表面上看，人的自由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那不是跟西方一样的自由吗？西 方可以叫“打倒里根总统”，我们可以叫打倒刘少奇。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到了这种程度，自己的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还不叫自由叫什么？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 种自由的边界又是那么严格，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复杂的现象。
　　但 是我从本质上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当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想打倒一大批他不满意的“走资派”时候，你享受的这种空前自由叫不叫自由？你可以问，喊“打倒刘 少奇”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能不能喊“打倒江青”呢？我认为是毛泽东给你了一个东西，往某一个方向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破坏法律而不受任何惩罚，表面上比 西方政治自由还要大，美国人在肉体上打一个州长肯定是不行的，在中国打省长就可以，这种表面上是完全没有拘束的东西，我认为不叫自由。首先从动机上讲，这 种自由是毛泽东给你的，毛泽东随时可以收回，有一种“自由”，想给你就给你，想收回就收回，这和古代一个主子唆使他的仆人去欺负人是一样的，把这叫做自由 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杨小凯的这种观点，虽然他那种观点现在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开始真正追求民主自由，有了西单民主墙，那时候我刚到北京来念书，所以对情况知道得比较清楚。刚开始对 民主墙这些东西还支持，后来不要了，要把“大民主”取消，这引起人们非常大的反感，所以民意就说我们要捍卫在文化大革命中享受到的，毛泽东给我们的民主。 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但尽管如此，我觉得从严格的学术上认真来说，我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真正的四大民主。它是用来 唆使人打到政敌，说给就给，说收就收的。这种民主既不受法律制约，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王科力：尤其跟文革结束之后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搀杂到一块的时候就更复杂。
　　徐友渔：对。

　　王科力：如果不能把文革里的“大民主”、以及砸烂公检法等做法看做民主的实践，那能不能归到另外一个极端，把它叫做“多数人的暴政”？
　　徐友渔：我觉得不能，我对大谈“多数人的暴政”这个倾向也是不满意的，而且我有深思熟虑的看法，现在还没有发表。
　 　中国思想界有一个看法，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的反对、对民粹主义的反对，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说明中国知识界的进步。但是中国知识界把这些 东西和极端民粹主义联系到一起就有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的结论，从历史上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中，确实有这么一种东西，有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但是我觉 得中国知识界在高调警惕和反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时候，没有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多数人的暴政”？没有这种现实危险？谈这种问题的人，都是从 理论上谈一种抽象的可能性。第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从理论上说，我觉得“多数人的暴政”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需要我们警惕的，特别是 中国近百年来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谈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知识界有的人容易走向一个误区，把“多数人的暴政”当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确实有过的现 象，以及我们现在谈中国应该走向民主宪政的时候，把它当成是一个最大的、最现实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
　 　他们举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当然不能叫做“多数人的暴政”，如果没有毛泽东撑腰，你敢去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吗？这些根本就不叫做 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暴政至少有这么一点，它的主流是自发的、不可控制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事情，无论是以革命名义做的，多么无法无天的造反运动，实际都 是被唆使的，这一点我太清楚了。哪怕形式上表现出来是大量的群众、多数人去反对以前做官当老爷的人，但是他们是被人唆使起来的，是有毛泽东、有中国人民解 放军枪杆子在后面支撑的，要把这种东西当做是“多数人的暴政”，现在又要把它当成是中国已然发生过的现实的事情，而且现在在谈中国要走向宪政民主，在追求 民主的时候，当成中国最现实的危险，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误区，我对这点是反感的。
　 　当我们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讲不应该盲目崇拜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决定一切仍然可能会走向民主的反面，这些我们要在理论上搞清楚，甚至要防止以后会出 现这种事情，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自从“五四”以来，那种激进主义思潮很浓，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是一个进步。但是 如果把握不好的话，现在在那里谈宪政民主最大的危险——比如周舵所谓的“精英主义”论，动辄就谈“多数人的暴政”，现实的依据在哪儿？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 杂的事情，但是我至少非常有把握的说，文化大革命跟法国大革命绝对不能相提并论，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多数人对以前的贵族、对做官当老爷的人施暴绝不是“多数 人的暴政”，因为最后是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和他率领的几百万军队在后面做支撑，这绝对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王科力：您这个观点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文革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差不多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了，实际上您觉得是不对的，我们对所谓的民粹的恐惧，实际在中国文革中并没有发生。
　　徐友渔：只要还有更强大的暴力集团或者更大的政治权威在背后唆使，这就不应该叫做“多数人的暴政”。

　　6、文革仅仅是少数人受害，多数人受益？

　 　王科力：对文革还有一个说法，有个人写文章，说他在做讲座讲文革的时候，突然下面有个人站起来说，您批判文革不对，您仔细想想文革里面的那些受害的人其 实是少数，而且是那些既得利益的少数，受害者大概只有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从文革里翻身了。您觉得这跟历史现实是相符的吗？
　 　徐友渔：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明确的办法。我首先举两个例子，一个叫做高默波，是一个新左派，在澳大 利亚工作，他写高家村的情况，当时在知识界有个争论，他就说文革好，他说你们这些人是跟着党的决议说文革不好，但是老百姓就体会到了文革的好处，你们在这 里的控诉，只是知识精英这小部分人。还有一点可能你们很少看到的，就是戴晴写过文章，是持这种观点的，戴晴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那里受 罪，所以你们嚷嚷得再厉害，其实老百姓并不认为文革有那么坏。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他们抓住了一点，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国开始否定文革的时候，发出控诉文革的声音、受到虐待的人确实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那些老干部出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多少苦，他们当时是怎么坚持正义的，还有就是艺术家、戏剧家、小说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了苦，他们出来说话、控诉。 因此就容易形成印象：受苦的人就是少数精英，从而推论说老百姓并没有受那么多苦。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在于，有很微妙的东西他们没有搞清楚，文化大革命过 后，起来控诉的人确实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因为很简单，话语权在他们手上，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和能力说话，隔壁王大妈受了苦，她没有办法在《光明日报》上写文 章谈她受的苦。我们听到的受苦的声音确实都是这些精英发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受了苦，人民群众没有受苦。
　 　据我的广泛研究，人民群众受的苦也非常大，完全不下于这些人，只不过他们没有发出声音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值得同情的应该是人民群众，他们受了苦还 没有话语权，没有说出话来。但是表面上就是，控诉的是大学教授，因此好像只有他们才受了苦，这就是没有做更全面的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有很多持有 “文革受苦的只是少数人”观点的人是非常明事理的，而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是很尖锐的，那他们为什么对文革会有这个看法？因为他没有做全面调查，虽然也看 到了一些现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控诉文革自己受苦的人确实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但是从这里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一小撮精英受了苦，人民群众没有受 苦。其实你如果真正对文化大革命做深入的研究，就会看到文化大革命首先受苦的就是“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所有的所谓“五类分子”全部要赶回老家 去，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控诉，老百姓没有话语权来控诉你就不能推断他没有受苦。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误区就在这里。
　 　在广西和湖南道县，那些被屠杀或者被虐待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这些精英就应该起来挖掘他们受的苦，不能只在那里说，只盯住巴金怎么讲他受了多少苦、 马连良受了多少苦，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苦的只是巴金和马连良，劳动人民一点苦都没受。搞不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实际上从受苦来说，老百姓 实际受的苦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发出声音。

　　王科力：您刚才说的“五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这几个阶层吧？有些怀念文革的人会不会说这些人还是少数。比如有的村里，文革结束之后，贫下中农就会说你们这些地主又抬头了，过几年还要治你们。他们这种声音是不是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徐友渔：如果这么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了。人类有史以来受到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总是少数，希特勒治下也是，不可能德国人民的90％都受苦，说 得再多还是少数人。当然，说到中国广大工农受的苦，也要明白文化大革命主要不是针对他们，再说了，他们是顺民。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谈受压制的毕竟是少数这 个问题就没有意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任何受到打击和压迫的总是少数。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受苦的只是少数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就是说只有这些大学教授和“走资 派”受了苦，对这一点我要举出事例证明并不是这样，有比他们多得多的人受了苦，争论只能在这个有效范围之内。如果广泛地说广大劳动群众没有受苦，这当然不 能成立，这么说的话，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破坏运动是要针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这些问题表面上很简单，实际还是有一些道理要仔细研究，要把这些道理讲清 楚，确实还需要有很多话要说才行。

　　7、“文革”与同时期左翼运动的联系和区别

　　王科力：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正好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的文革和国外同时期的左翼运动是不是既有联系但也有重大区别？
　 　徐友渔：对，你这个说法很准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跟60年代中后期世界的造反运动确实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这种关系也有可能 混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朱学勤提出一个非常高明、非常精彩的概念叫做“六八年人”，这个概念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文革这一代，同时六八年又是西方法国、美 国、日本这些学生造反最具标志性的一代，有人用“六八年人”的概念把这些联系在一起，这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都在反对资本主义，大家甚至要怀疑这 是不是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点燃了全世界的青年学生造反之火。
　　 对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其实西方的造反苗头早于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也会发生。其实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学生、法 国学生就已经开始造反。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或者中国学生造反确实对西方的学生造反起了激励作用。你可以想象，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人再有人传播马列主义，世界上再有类似的理念，中国革命可能也没有那么厉害，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是非常大的。光凭一个抽象的 概念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其实差别也很大，西方造反的原因，基本不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是上面煽动起来的，酝酿这种造反在60年代初就有了，而且是长时间酝酿，有自己的 内在因素，当然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典范，有刺激、有影响，一个执了政的大国自己干起来了，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得很少的因素，其 实中国输出革命做得非常厉害，那时候中国几乎每一个大使馆都在外面搞这种扩大影响，引起造反的活动。我原来不知道，后来到瑞典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我碰到一 个学者，当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的大使馆工作，他说其实瑞典的左派组织的活动经费都是经他的手提供的。香港的造反完全就是地下党在香港发动和组织的。 这种输出革命也非常厉害。
　　其实不一样在哪儿呢，西方学生造反 最厉害的高峰是1968年，那时候中国的造反从学生的角度看已经是走向衰亡了，1968年8月，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叫他们滚下台。其实在1968 年，我们造反的这代人已经开始在批判性地反思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容易混淆，68年对西方学生来说是造反的一年，对中国来说是造反被镇压，造反的 这代人开始批判性反思自己的信念和立场的一年。当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觉得要说清楚还是要具体研究，但确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有差别 。

　　8、文革造反派真相

　　袁训会：有位叫周伦佐的学者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写文革中的两种红卫兵，一种是保守派红卫兵，一种是造反派红卫兵，他认为对造反派有一种误指和妖化。
　 　徐友渔：是的，后来的人，甚至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对有些基本的东西没搞明白。很多重要的人物，包括知名作家，文革中的当事人，谈到涉及造反这种上亿人 的事情，或者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完全张冠李戴，或者混淆得一塌糊涂，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从头说起。
　 　我先讲另外一件事情，比如文化大革命从1967年1月开始造反夺权，但其实紧接着在1967年2月有一个军队出面镇压的过程，全国20多个省，公安局和 军队全部出动，把造反派头头、骨干全部抓起来，到4、5月又放人、平反，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现在连研究文革的人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一般人更不知道。
　 　造反派这件事情造成的混乱很大，严格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出现了造反运动，号称造反的人中，最复杂的就是那批持血统论的老红卫 兵，他们实际上被我们这些人或者被整个社会认为是极端的保守派，但是这批人认为他们造反也是真的，也有道理。他们遭人恨的原因是他们的血统论。文化大革命 前学校已经在执行阶级路线了，出身好的人可以入党入团上大学，出身不好的人就不行，或异常困难，我在学校里当一个小组长都不能的，执行阶级路线已经到了这 种程度。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更偏向自己。我作个比喻，出身好的人和出身不好的人100米赛跑，出身好的人起跑线向前推50公尺开始算， 别人在后面50公尺一道起跑，他还觉得这不对，因为最后跑到终点还要论谁先到，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比跑，奖牌干脆就根据家庭出身来分配。就算按照以前的根 据家庭出身来限制出身不好的人，那还不够，因为学校老师跟校长不由自主地总喜欢成绩好的人，总喜欢听话的人，喜欢德智体都好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出身不好 的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在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郑义，那时候除了学习好，体育也好得不得了，举行运动会他总拿奖牌，文艺活动也很好，他出身再不好（是 资本家出身），还是让他做了团支部委员，那些老红卫兵觉得这种人什么都不该给的。
　 　他们造反是造什么反？他们要的是不要赛跑就要分奖牌，把你的起跑线提前了五十米，那还是不对。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倒他们的父母，他们一开始却不 知道。从最根本来讲，为什么整个社会把他们叫做保守派呢？因为他们实际是要保自己的爹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刘少奇、邓小平或者每一个省委、市 委，实际上搞不清楚毛泽东的目标是什么，出于本能总是要组织说群众来保卫自己，像反右一样，宣传工人农民不干了，我们要相信党，于是就有很多官办的组织， 党组织在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市都组织了这种队伍。这种队伍从经费、办公地点、人员的安排都是受到党委支持的，他们表面上起来造反， 实际上保的是当地的官老爷，这些人实际是保守派，但是他们打的旗号也是造反。这种队伍马上被毛泽东看穿了，毛泽东后来就动员另外一批人起来，干脆把这批人 打下去，打“上柴联司”就是这样。
　　毛泽东支持造反派以后，大 家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意图和倾向，毛泽东支持的是造反派不是保守派，造反派就把他们打下去了。所以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对立就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实际就是 保当地或本单位党委的，这是最明显的一个标记。造反派实际是跟着毛泽东造反的，他们表面上是弱势群体，受到当地党委的压制，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因 为最高领袖在自己这边，只不过一开始整个组织系统是压制他们的。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分野就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但是这个分野基本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 初解决了，这时候造反派就把保守派彻底打垮了。打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1966年10月份，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在中央全会上做了一个讲 话，就是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问题。有了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和毛泽东不断的表态，这些各地党委支持的队伍根本就不 管用了，所以造反派就彻底把保守派打倒了。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仍然没有了结，造反派内部明显分化成激进的造反派和温和的造反派。
　 　其实文化大革命持续最长的群众派性斗争是造反派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一般西方研究文革的专家也不知道，就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 斗争。而且保守派表面上也在打着造反的旗号，我担心你们搞不清楚，你们想到的是这两派，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更大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是造反派内部又分化成两 派，就是激进的造反派和温和的造反派，打得最厉害的、动枪的大多数是这两派之间，一般人不知道。
　 　我自己曾经很深地卷入文化大革命，也研究这些问题，其实我怀疑这两派是跟中央有关系的，但是这种证据非常难找。如果在全国做一个概括，比如我所在的造反 派就是温和的造反派，我们这一派自认为后台是周恩来，我们的对方更厉害，他们的后台明显是江青，当然最后是毛，他们那派自然压倒了我们这派。
　 　造反派打败保守派以后——我如果说全面复杂一点，保守派其实还有一个复辟，造反派把保守派打倒开始夺权，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在上海落实夺权，造反派跟干部 里面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结合起来夺权，正在那个时候，中央发生了一个更大的斗争，老帅和副总理这些人开始对文革造反派发难，各大军区和各个地方公安局抓 造反派，说这些人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统统给抓起来。全国规模的大抓人，我在四川，天上全是成都军区的直升飞机撒传单，而且他们的传单都是中央军委写的 信，中央军委是林彪统帅指挥的，当时全国抓了至少几十万人，几乎每个省都这样。现在这点没有人知道，全国范围内就把造反派彻底打下去了，被打垮的保守派又 死灰复燃，他们又出来配合军区和公安局镇压造反派，这件事一直到造反派在全国内基本彻底垮掉了，也就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元帅和副总理起来这么一搞，大家 都知道后台是周恩来，是反对文革的。但周恩来两面都搞，他4月份又代表党中央，说前阶段搞的全国大镇压是“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毛泽东亲自定性，说军区镇 压造反派是犯了错误，让他们把抓的人全部放掉，给造反派赔礼道歉，叫他们表态造反派是左派。那时候死灰复燃的保守派才彻底真正垮掉，造反派马上上升，一直 到退出文化大革命。
　　后来发生的主要是造反派内部打，打得最激烈的，使用最厉害武器打的，基本是造反派内部的两派，成都、重庆都是这样，重庆除了飞机没用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湖南也是这样，大多数省都是造反派两派内部打的，直到1968年底左右，毛泽东不要了，统统赶下政治舞台。
　 　所以真正的派系划分应该是这样：开始是造反派受压，然后把保守派打垮，保守派1967年趁着军队镇压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复辟，然后彻底被打败，打败以 后是造反派两派在内斗。大致就是这样。有个别地方不是，那是当地的军队站得住脚的，就是林彪的嫡系，比如黄永胜在广州，他就敢支持保守派，一直支持到底， 毛泽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造反派和保守派始终在斗争，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内部的两派斗争也是非常剧烈的，只不过保守派始终没打倒。这种情况有 几个省例外，大多数省的模式都是我说的这种，就是造反派把保守派打垮以后，造反派自己内部斗争，一直发展到大规模的使用兵器的武斗，实际是造反派内部之间 的斗争。

　　王科力：不过，即使是您说的后面的这种造反派，他们得势的时间也很短，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在各个地方权力机构中能够掌权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徐友渔：很短，实际到了1968年都没有了，都赶下台了。当我们讲到群众组织的派系斗争的时候，最有意义的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而不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 的斗争，一般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是亲身参加我知道，保守派没有政治纲领，没有口号，就是相信党委、相信党让我这么干的。而造反派两派斗争的时候， 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有优秀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他们的理论分析上，对中国的社会进行了分析，对1949-1966年的17年进行了深 刻的分析，然后再谈为什么应该这么革命。这些分析，现在看起来过时了，但探索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清华大学在1966年就把保守派——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他们打败了。那时候保守派的头头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 这些人都是后面有当大官的撑腰，他们就是保守派，但很快就完蛋了，因为毛泽东不支持他们，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厉害。后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里分化成了两 派，一派叫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派，另外一派叫做414派，两派之间有一系列的分歧，这些都是真正的分歧。414派出了一个理论家，毛泽东很重视他，叫周泉 缨，现在还在写文章，还在谈文革。那时候他们很认真地讨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对这么一个社会制度，是应该彻底打垮重新建立更公 平、更合理的社会，还是说这个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只应该进行修补就可以了。温和的造反派就是说我们只应该修补改善，党的领导始终应该坚持。另外一派就说对 党的领导体现得最高明的只有毛泽东，毛泽东号召我们要彻底打碎以前的制度。因为这些分歧，他们在对待干部问题上的态度，对待群众等问题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待以前有历史问题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对待未来到底应该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还是应该对以前的政权进行维护和修补，观点都不一样。他们提出了 深刻的理论，这些理论现在都能找到的。我们在成都的两派也是这样，我是属于温和的这一派，我也写过很多理论文章，我们这派的说法，就是用周泉缨的说法，说 建国后十七年，共产党领导毕竟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只应该是修复和改良这个制度。而另外一种观点叫做大翻个儿，他们引证的话就是“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任何革 命都是阶级关系的变动”，由此派生出来，“既然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那就应该有阶级关系的大变动”，那就是以前受压制的人应该出来掌权，而且更明确的说既然 要求阶级关系大变动——比如杨小凯他们就提出，就应该对于我们现存的利益包括财产和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杨小凯的理论也是这种理论，在理论上表现得更清楚， 他们的纲领，对于十七年到底怎么看，对于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有自己的看法。我对这些研究最多，一个是我文化大革命就卷入了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一个是我觉 得要谈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到底怎么看。这两派有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

　　王科力：有人甚至说后一种激进造反派的目标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是要再建立一个新的领导。
　 　徐友渔：我觉得我非常了解这一点，我自己就是文革造反派的理论家之一，在当地就发表了很多文章。以上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杨曦光（杨小 凯）就是夸大其词的一个代表，杨曦光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有一批西方的学者也这么认为，他们说造反派，造反是什么意思？就是造共产党的反，他们说造反就是 反共。我批评一个法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我说最激进的造反派都没想到反共。他们确实认为这个制度已经变坏了，但他们的“坏”的意思就是变成修正主义了， 变成资产阶级了，那什么是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好，这不是反共。其实这些民间思想家、造反派理论家也很可怜、也很糊涂，他们认为，这个制度之所以 不好、不公平是因为掌权的是资产阶级，是刘少奇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们认为应该重建一个更合理的制度，整个革命就是要大翻个儿，重建一个真正合理的东 西。另外那派温和的人说我们要维护党的领导，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修修补补，所以这种差别是有，但是这两派实际上他们的前提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誓死不动摇的， 如果我们说那时候他们想的要是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那是丝毫没有的事。也不是绝对没有，只是有数得出来的几个人，杨小凯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些，全 国可能也就数得出来的几个，不会超过两位数，他们是打着造反的旗号真的想改变这个制度。但是这也不是反共，对他们来说，走得最远的还是承认共产党革命是合 法的，只不过掌权以后做官当老爷就变成了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了，应该推翻他们，这个体系实际还是马克思这一套，还是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的思想也只不过就走 到这么远了。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真正公正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应该恢复共产党当初的纯洁的革命理想。他们之所以让当局觉得可怕，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制度是 应该彻底推翻的，但是他们整个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也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少到了极点，他们很自觉地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很危险的，是跟现存制度 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这些人被抓起来都是枪毙了的。文革后湖南省委还给杨小凯在狱中的启蒙导师刘凤祥平反了，刘就是这种人，他早年参加革命，地位也高，特别 有思想、特别有知识的，后来打成右派了，文革趁机造反，马上给抓起来，他很顽强，知道必死无疑就教育杨曦光，把思想的火种传下去。但是这样的人在全国屈指 可数，当时就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杨小凯，后来杨小凯成为思想上有造诣的人，跟受这个人影响关系很大。
　 　造反派当初确实是反对邓小平和刘少奇，而且表面来说，至少毛泽东是支持这一派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对官僚动辄就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确实是反感的，而造 反派也确实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造成了很大冲击。文革后重新上台的人对造反派恨之入骨，把任何有官职的人都清除出去，甚至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就是造反派在背 后支持。
　　但是我觉得我跟周伦佐还是有差别的，我还是比较强调 造反派没有跳出现成意识形态的框框，我觉得造反派本身也还是需要反思，你当初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说自己是代表了真理和社会公正，主观上可能也是，但是客 观上，你是不是真正代表了真理和和社会公正？文革结束这么久了，难道还是停留在当年的认识水平上？

　　袁训会：周伦佐的意思是现在一谈到文革，好像所有的坏事情都是造反派干的，他认为不是这样。
　 　徐友渔：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受的是皇帝老子给他们的气，但都不敢说或者不敢公开说，他们把所有的气出在皇帝老子指使的这些小 爪牙身上。他们压制过这些学生，压得非常厉害，别人起来反抗，然后被毛泽东利用了。他们后来把一切恶气全部出在这些人身上。文革之后的整个叙述，包括一些 好像还很进步的人士，都是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的造反派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文革中参加过活动的人，他们这种诉求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要 有更大的视野，如果没有跳出来，你说当初刘少奇、邓小平怎么镇压我们，我们起来造反是对的等等，如果局限在这么一个境界的话也不行。当然如果就事论是非， 我觉得确实有是非可论的，但是如果你停留在那一点上，还是不够的。过去的造反派受了冤屈，但只是心怀怨气，与时代格格不入，吃亏的还是自己。重庆的造反派 头头和骨干在立场、感情、思维方式上都狂热赞成重庆模式，我觉得这很可悲。这一点我并不完全赞成周伦佐的观点。但是事实确实是把文化大革命所有坏事都说成 是造反派做的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王科力：您说的这些造反派对中国现实做了很多思考，根据您的了解，那些人对国家的政权结构、社会形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有没有完整的构想？
　　徐友渔：严格说来还没到这一步。我对造反派评价不那么高就是有这个原因，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毛泽东或马克思的手掌里翻筋斗，我赞赏的是他们探索的精神，那种执着和热情，至于探索的成果，是乏善可陈。
　 　有一个事情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当初鼓动我们起来造反，跟随毛泽东干革命，义无反顾打倒刘少奇，思想和行为不是像现在那么理性，那时候水 平一点不高，不是说毛泽东或者那些鼓吹文革的人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建国方案，然后我们去支持，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老想做团员、老想靠拢组 织，老想听班主任、团支部的话，后来为什么起来造反呢？首先我觉得是出于正义感，我对原来的工作组或者党委不满，他们运动一来就要整学生，就要把学生划成 右派。我记得北京来的大学生到我们成都来，他们来鼓吹造反，我记得有几千人——主要是工人去听，我也去了，他讲的那套道理彻底征服了我，他讲的肯定不是一 个建国的纲领，不是讲现在这套制度有什么不对，他讲的全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就讲的是党委怎么压制群众，怎么群众犯了一点错误就记档案，让人一辈子翻不了 身，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这样，怎么领导那么不讲道理，动辄就把不听话的打成反革命。他其实讲的是最朴素、最基本的道理，这个道理 确实是发生在中国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方，每个人听到的都是切身的东西，他不会讲一整套建国方针来打动我们，他讲的话让在场的听众全部都是热泪盈眶。他 讲的是现实中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是以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起来造反，造反就是追求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党组织确实不管在平 时还是在运动中都整人，毛泽东又号召我们造反，最后归结到我们要跟毛主席，不要跟党组织。
　 　当时毛主席假戏真做到了什么地步呢？我记得对我们这代人起来造反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1966年大概10月初，那时候工作组、党委还是非常厉害的， 突然他们一下子好像就没魂了，突然要传达一个指示，而且中央说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原原本本”的意思就是中央好像知道这些人会封锁毛泽东的指示，所以 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原原本本地传达给群众”，这句话本身就表示了对这些官老爷和党组织的不信任。传达的东西是什么呢，中央规定凡是被党委、 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一律平反，他们写的检讨、你们搞的黑材料，要么销毁，要么退还给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完全是一个逆反的事情，哪有 这种做法？从来都是党组织定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定你是右派就是右派，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触动真是觉得变天了。历来的情况是，党组 织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你一辈子就不得翻身，一辈子的前途就被决定了，现在是档案要公开，所有的党组织整你的黑材料要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这个文件我现在 都有，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刺激很大。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到批判血统论，说那些人实际是镇压群众等，那一大套东西实际就是提倡应该 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公正。
　　我觉得毛泽东做这个事还是做得 非常到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作为青年学生是积极参与的，我的一个亲戚是57年的右派，是四川医学院的高材生，他就劝过我们别去参加，说“你们都是政治 炮灰，当初他们就叫我们起来给党提意见，后来又整我们”，他说这种话其实对我有影响，但最后为什么没听呢？就是毛泽东那次做得太像了，太逼真了，所有被打 成反革命的，党委要给他们赔礼道歉，当众宣布平反，黑材料全部交给他们，毛泽东就做得那么彻底！那时候你还不信毛主席确实是领导我们要建立一个平等和民主 的社会吗？不可能不信，最后他收回去这一切，整我们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时我们才后悔莫及。但当初他真是做到家了，再怀疑的人都得信，真是要跟着他， 觉得我为他献身，用我们当初的话就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保卫毛主席”，这种决心是出自内心的。
　 　后来有人说造反派都是一些妖魔般的人，你不想想当初镇压这些学生镇压到多厉害的程度？蒯大富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时身居高位的人整他整到那种地步，最后毛主 席来解放他，他怎么不一辈子跟他呢？到现在还愿意跟。我对蒯大富不以为然，我批评他不留情面，但是我能够理解他，就是毛主席把他救了，如果不是毛主席，他 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现在他还热爱毛主席。我对他再不以为然，但是对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这个社会的弊病，对这个制度本质上是压制人的，他知道得很清楚，本来这个制度是他缔造的，当他想打倒自己政敌的时候，把脸 一翻，说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这些坏家伙做的，我是站在群众一边的，他的口号叫做“解放群众”，当时他把蒯大富这些人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爆发出巨大的热情， 誓死捍卫他，这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感觉。有些人再不满意，怎么解释亿万人就是跟着毛主席干？

　　王科力：后来这些人再被整的时候，您也开始反思了，因为您之前说他假戏真做，后来您觉得这个戏终于看出是假的了。
　 　徐友渔：那是后面的事情。毛泽东做这件事情，他解放群众是不止一次的，1967年搞“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全国所有的军队和所有的公安局出动把造 反派抓起来，最后还是毛泽东一声令下，把那些人指责成搞“二月逆流”，现在说“二月逆流”是光辉事迹，根本不讲那是全国抓了上百万人，不止一百万人，我记 得成都市的监狱完全装不下了，都把寺庙改成监狱关人了。最后又是毛主席一声令下，带领人们“反击二月逆流”，又把群众再一次解放出来，最后军区把所有这些 被抓的人全部释放了，而且道歉，还说被镇压的人是真正的左派。所以毛做事情，你要把他看穿很难。
　 　后来认识到这是一个骗局，那是非常缓慢和艰苦的过程，但是发生得其实也比较早，据我自己亲身体会，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批判性的反思，比较认真的反思，大 概是从1967年的年中发生的。从研究的角度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反思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在德国当学者的王容芬，她当时是北外的德语系 学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给党中央写信，以一个共青团员的名义，说文化大革命不该搞。我接触到的个案是从1967年年中。当时毛泽东把成千上万的学生投 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让他们去搞政治运动，但是政治运动本身是非常残酷、非常肮脏的，是利用学生的理想和热情，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当初已经是一个 群众组织的头儿，我下面的人反映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那大概是1967年的4、5月份的事。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见得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搞阴 谋诡计非常多，当初中央文革的人教导学生干革命怎么搞，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引诱对方犯错误，被对方抓住把柄要矢口否认，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毛 泽东说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说某个人是好干部，我们就拼命去保，过一阵说他是坏人，你保他，你这个组织就是反动组织。
　 　政治中有阴暗、残忍的事情，学生再满腔热血，实际还是出于理想和纯洁的信念，一接触到现实，就算你是领袖，你的言行中表现出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话 不算数，今天利用你的时候，像江青、毛泽东说你是小太阳，是革命小将，一旦不合意，你就变成“反动复辟”，学生怎么受得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初说刘、邓镇 压学生，而毛主席要解放学生，他说那些当官做老爷的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说，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这话说得漂亮得不得了。到不 需要的时候，居然说出“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我们，就要把我们打下去，还要找个借口说我们犯了错误，什么叫做“轮到小将犯错误”？政 治斗争就是不讲信用、朝三暮四。大家首先反感的是这种东西。
　　 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依靠谁来镇压对方，没有一个组织或者没有一个人是善始善终的，总是被利用以后被一脚踢开，最后所有组织却都是犯错误的，所有造反派全 都镇压下去了，而且还要美其名曰是“轮到你们犯错误了”，那种被利用的感觉非常强烈，这是很早就有的。最后涉及到个人利益，比这些道理上的想不通就更厉害 了，最后所有人都要全部扫地出门，我们所有中学生、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部搞到农村去。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文革的态度不一样也有这个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干了一场革命、干了一场造反，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所以大家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这跟西 方不一样，西方的民主国家没有谁来对学生秋后算帐。在这一点上，我对西方的同代人其实挺瞧不起的，他们什么时候都能自由发挥、一帆风顺，现在是西方学术界 的精英，他们培养崔之元这样的人，回到中国来替文革唱赞歌。他们不像我们有痛苦的经历，我们要来反思我们当初做的事情。觉得西方当年的造反学生领袖，现在 在大学里当系主任、院长，有的当议员，不去反思自己当年的行为是否对社会有亏欠，他们没有我们那种自我否定的过程。

　　王科力：如果从67年开始反思，等于文革里八九年时间其实有一大批人尤其青年人一直在比较痛苦的境地中度过。
　　徐友渔：67、68年有这种感觉的人还是非常少。怀疑、反思、叛逆分几个阶段，最早的个案王容芬等是少数例外，真正比较成规模、成气候的反思应该是“林彪事件”之后，那是70年代初的事情。
　 　反思的发生有个过程，第一个阶段就是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政治上被利用了，反思的结果就是消极，所以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的时候，本来进行的“路线斗 争”是斗刘少奇他们，后来就变成了女同学织毛衣也是“路线”，男同学装收音机也是“路线”，所以”路线斗争”变成了要么女同学织毛衣，男同学装收音机，就 是变成了这种消极的东西。政治上大家看穿了，觉得政治就是那么回事，我们是被利用的。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因为只有比较爱动脑子的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 子，最后把你打成坏学生以后你才有这种想法。
　　第二步对整个这 代人有影响，那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赶下乡了，这个影响就大了。在城里住惯的人，那种苦是一种摧残性的，到乡下去，政治信念受到更进一步的破坏。第 一步是政治上大家有反感，自己被利用，感到政治很黑暗、很残忍，这是一回事，革命的基本信念还是在乡下才被摧毁的。之前我们一直宣传说，中国是世界上富强 的国家、社会制度最优越的国家，是最平等、最公平的国家，一下乡看到那种惨，有地方农民一家子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以前课堂上听的，教科书上写的完全不一 样。所以第二步涉及到的就是整个一代人，大家下乡，对以前灌输的社会主义制度好这些东西就有看法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摧毁性的因素就是林彪事件，经过这三步，我觉得这一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批判性就很坚决了，基本上是一代人的取向。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再傻的人都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你怎么再维持原来的信念？

　　三 文革的后果

　　王科力：下面我们请您接着谈第三个话题，就是文革的后果。说到文革造成的后果，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提问，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要想一一列举恐怕很困难，因为时间关系，还是请您对文革造成的后果做一个总体的评价吧。

　　1、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可以分很多方面，如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甚至人的精神道德层面。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一个后果是，当它的发动者毛泽东去世了，他最忠心的支持者给抓起来了，然后掌权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等的受害者回复原职后， 像邓小平、陈云他们重新掌权以后，他们明白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浩劫式的灾难，提前暴露了这个社会制度的弊病，必须寻求改革。跟苏联相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 命，我们沿着勃列日涅夫的道路还不知道要走多远，它可能还有一个上升和发展时期，但因为文革，路已经根本走不下去了，社会制度的弊病暴露到无以复加的地 步。本来不一定会暴露那么充分，使得一些非常坚持原来路线的人他们自己吃了亏以后有了切身体会，所以对这个制度有所反思，使得他们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 路。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亏的人重新掌权以后的改革开放道路。当然有些人要说，既然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 那文化大革命岂不是很好？这是另外一回事，哲学上说坏事变可以成好事，但总不能说，那我们就天天做坏事最后变成好事。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死去，文 革派要被抓起来，还有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势力又不大，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使得那些原制度最坚定的维护者也有了一种很深刻的触动，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如果没 有文革，肯定没有以后的改革开放，这是政治上一个最大的变化。
　 　文革对于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来说，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指出，邓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维逻辑 和行为逻辑与他的文革亲身经验密切相关，他把学生的抗议看成是当年造反派对当权者发起冲击的重演，他下令镇压学生，出于他恐惧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麦克法 夸尔的观察和评论是正确的，尽管邓小平把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的重演是他的误判和偏见，但他确实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决心镇压 的。据官方媒体报道，6月4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人当中，有当年的文革造反派。

　　2、文革之后，人民学会了独立思考

　　王科力：文革让群众丧失了思考能力，大脑像被格式化了一样，成了一片空白。文革之后，人民群众应该对这种状况也会有反思。
　 　徐友渔：思想上的反思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应运而生，文革中的残忍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最突出的比如张志新事件，她不认为刘少奇是叛徒，就把她抓起来， 最后枪毙，而且到了那种残忍的地步，行刑前怕她呼口号，割断了她的喉管。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后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在中国也不可能受到那么大的欢 迎。我觉得这都是坏事坏到极点，走不通以后会进行这种思考。如果说别的层面的东西，比如道德下滑，文化大革命实际造成了一种道德真空，因为那种乱法、那种 政治，每个人都卷入进去，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小政治家、小阴谋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人变复杂了、不择手段，形成道德真空。还有教育的缺失——虽然后来有一小 部分人像我们这种77年考大学考上的，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的这种机会没有了，中国现在社会的心理粗鄙不堪，都可以归到文化大革命造成道德上的真空。这一点 也是一个问题。
　　从正面来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的独立意 识增强了，这是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的副产品，很多西方研究文革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他们分析说，毛泽东对他的政敌的攻击，客观上是对党组织本身，对这 个制度的攻击，使得党组织的威信一落千丈。我采访过一个作家，他说，文革中国前8亿人就一个脑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能够思考，毛泽东想对了，全国的事情就 好办了，毛泽东想错了，则全国的事都错。文化大革命以后8亿人中，大家感觉到自己肩膀上还是长了一个脑袋，是可以考虑问题的。这点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起的作 用是非常大的。这种独立意识还使人们对压制不再惧怕，文化大革命大家都见惯了风雨，文化大革命以前组织一说你“反革命”，你一辈子就完蛋了，现在不一样 了。
　　从总体上说，参加过文革的年轻学生已经抛弃了文革前和文 革中那种虚幻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英雄主义，以及狂热的个人崇拜。他们再也不会把领袖的意志当成绝对命令，再也不相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他 们或者以憎恶的心情，或者以苦涩的心情对待过去的革命信念， 因为这种东西欺骗、愚弄过自己，或者是使自己吃尽苦头。这一代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持疏离、警惕、嘲弄态度，尤其对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政治运动持否定 态度，在80年代，中国搞了几次政治运动， 如“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但这种政治号令在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或中年中完全得不到响应，他们之中各人观点并不一致，但对于再搞 类似于文革的清洗运动或大批判运动都抱讨厌和抵制态度。他们在平时可能言行各异，但都不愿意想在文革中那样在政治运动中充当积极分子。
　 　经过文革，人们大大增强了抵抗压制或镇压的能力，人们发现了当权者对群众实施专制的秘密：他们虽然掌握了镇压群众的暴力，但不是一遇到情况就立即使用暴 力，而是让人永远感自己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剑。人们之所以服从，在少数情况下是因为暴力镇压已经实现，而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暴力镇压的可能和威胁始终存 在。但许多人在文革中人们对于被批判斗争甚至被抓捕都见识过了，一般的威胁就不是那么起作用。

　　3、文革与民主运动的兴起有着紧密联系

　　王科力：我们前面也谈到，文革并不是一场民主实践运动，但文革之后的民主运动，好像跟文革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这样吗？
　 　徐友渔：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从进入80年代开始，以青年学生为先主体的民主运动开始涌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这种运动明确提出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希望 逐步改变现存的一党专政制度。这和1957年由于毛泽东的号召而产生的大鸣大放不同，也与文革中因为毛泽东的鼓动而掀起的造反运动不同，这是群众自发的运 动，是以世界公认的价值准则为诉求，而不是受党内派系斗争左右或影响的运动。事实上，我们可以把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看成这种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开 端，它虽然表现为群众怀念和支持党内的温和派，刚去世的周恩来，反抗文革派，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反对专制和独裁。天安门广场上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口号是“秦始 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口号标志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就此而言，文革的结束是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同时发生的。
　 　文革和民主运动的联系是不难被人注意到的。弗兰茨·迈克尔（Franz Michael ）早在1967年就预言：“毛攻击党组织可能要为爆发巨大的群众性不满打开口子，而随着偶像的跌落，这可能变成反对共产主义本身。”约瑟夫( W. A. Joseph ）则说：“政治变革的一些最紧急和有说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红卫兵，特别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现在在运动的前线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先锋，不 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和同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具有政治上的怀疑精神，但他们是积极投入而不是漠不关心。”这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是对的，群众由毛挑动 起来攻击毛在党内的政敌，但后来发展为攻击党本身，一些文革运动的先锋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运动后期投入了民主运动。
　 　但我们需要更详尽的分析，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从宪法和法治的观点看，文革是反民主的，这一场党内血腥的斗争怎么能孕育出民主运动呢？难道毛泽东在文革中 提倡的所谓“大民主”导致了真正的民主？不是，当以前的造反者变为后来的民主追求者时，他们的理想和造反精神保留着，但他们追求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很 多东西与以前正相反。
　　当约瑟夫指出以前的红卫兵现在是民主运动的先锋时， 他紧接着说：“他们再次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深刻的意见，但现在他们要求的是像分权、监督、制衡、竞选、法制、出版自由这样的东西——他们一度视为不过是资本主义骗局的那些原则和程序”。
　 　文革中“民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这固然是出于毛想要打倒政敌的需要，民主成了他争取群众的手段。但事情还另有一面，人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实践毛给民主规 定的内容（打倒“走资派”）， 同时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价值。当毛从魔瓶中释放出“民主”这个妖怪，以为它会永远当自己的忠实奴仆时，他实际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将它再收回瓶中。 长期以来，在共产体制和传统专制文化双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心中之外，很难得到公开的表达，而文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前面所 说，文革的后果是大大打击了党的权威，增强了人们的独立意识，这无疑增加了人们追求民主的精神力量。
　 　要把民主的愿望变成争取民主的行动，最大的障碍是人们的恐惧心理，而文革大大减轻了人们的恐惧，这一点对青年学生尤其适用。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第一次亲眼见到人民动员和团结起来之后的巨大力量，他们看清了掌权者并不是威力无边的，他们的力量建立在群众的孤独隔绝状态之上。文革中斗争的反复和曲折 还使他们知道，一时的失败和挫折并不意味着彻底完蛋，当权者现在把你打成反革命，可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得到平反，可能他自己就会因此垮台。以前人们一旦被 戴上政治帽子（比如被说成是“右派”或者“反革命”）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经过文革，人们不再惧怕这一套了。文革前，如果你被警察叫去问话，你会心情沉 重，愁眉苦脸，你的邻居或同事会把你当成一个传染病人，避免与你接触。文革之后，人们不再会以胆小如鼠的态度对待警察的传讯，对待他们的监视、窃听电话、 查阅邮件，等等。
　　文革还刺激了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政治的 兴趣。一位被采访者说：“文革前政治是禁区，后来发现政治是人人都可以玩的。我们发现自己在文革中干得挺不错。当然，文革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我们不过是 在笼子里跳舞，但跳上了瘾，就想在外面去跳。”文革使一大批人受到锻炼，使他们掌握了政治斗争和抵抗镇压的技巧。
　 　文革中大字报大多是用来揭发批判“走资派”的， 但人们由此看到言论和舆论的巨大力量，知道言论自由是无权者争取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文革使人们能熟练地运用这个武器，在文革后的每一次民主运动中，它都 是民运人士和大学生主要使用的武器。文革中的大字报并不等同于言论自由， 但它使人们明白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和力量。
　 　所以，就文革的正面效应来说，我觉得有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最大的一个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得完全搞不下去了，弊病和问题暴 露得太充分，就不会想到要另寻新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如果没有文革是不可能有的，以前也有个别的争取民主的个人和事件，那都是非常个案的 东西，要说是一个成建制的追求民主目标的运动，我觉得跟文化大革命关系很大。其实应该从1976年“四五”事件开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虽然大民主是 假的，毕竟人们还是有一个自由交往的机会。后来再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遍布全国的那么多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小组来探讨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 回事，对政治的探讨，对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中国应该走哪路，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杨小凯的大字报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完全是 我们这代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实际也是歪打正着，假民主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交换意见和思考的空间，所以我觉得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应该是从1976年“四 五”运动开始的。这两个方向的东西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如果说到这些影响，那文革的后果就非常之多了，比如跟道德真空有关的，中国人的理想主义的消失，等等。文化大革命中以理想面目出 现的假大空的东西太多了，人们纯真地追求理想，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欺骗了自己，大家就把所有追求理想的人都当成是伪君子，后来有“二张”和“二王”之间的争 论，王蒙和王朔站在一边嘲笑那些宣称坚持理想主义的人。我觉得站在哪一边都很难说清楚。以前谈理想的时候确实有伪君子的做法，但是后来变成了认为任何人谈 理想都成为一件可耻的事，这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有问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种创伤，一个正常的民族不应该是这样的。总的来说，文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觉 得如果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话，理解今天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雷人标语：身背两杆枪，长的打鬼子，短的打姑娘!

@王冲：长春某收费站宣布，国庆期间，日系车照常收费。



@大孝感论坛：孝感园北路：身背两杆枪，长的打鬼子，短的打姑娘!



@成都红人馆：大哥，为了组国，推个油不?



@天蝎座的渊渊：呀~~还真有人把Nissan改成了Chinese



@雁舞衡阳：今天(9.18)，某日系汽车4S店内。

“缘起”何需再“揭秘”——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

“缘起”何需再“揭秘”——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

2012-09-21    孙伟科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54

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一篇以“揭秘”1954年红学大批判“缘起”为题的文章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发表后，引发了争议，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李希凡于今年四月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予以答辩。那么，1954年“批俞评红”运动的“缘起”究竟为何，其中除了当事人的陈述，还有需要“揭秘”的秘密吗？实际上，“小人物”李希凡那封给《文艺报》的问询信有无，虽然曾经属于重点调查的对象，但对毛泽东要发起一场以批判胡适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无关。从微观说，1954年 红学运动的缘起，今天也和历史上已经调查处理过此事的结论一样，断定任何一方言辞不实，即认为发信人李希凡撒谎或接受者杨志一（《文艺报》负责通讯的工作 人员）蓄意撒谎，在技术细节上都无法推定、都欠妥帖，任何推定都将是不明智的臆断。时间到了当下，重返历史现场，也无须伤害其中任何一方。这里，与其发问 一个历史细节，不如看清整个画面，了解真正的“缘起”。而这，无关“揭秘”。王学典文章表面看来置疑的是一封信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对那场思想文化运动 闹剧化之后，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 为什么发动“大批判”？     1954年，新中国刚刚建国五年不到。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通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这只是一方面的胜利。除了武装的大军，还有文化的大军，文化上的斗争还刚刚开始。     文化上的斗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新中国建国后，各中央媒体是共产党担任领导的，或者说担任领导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来自于革命营垒内部，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不得力。     不 得力的原因，是此前的几次文化批评的草草收场。两部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刚出来上演时国内舆论一片叫好声，而毛泽东则认为，理论界糊涂得可以！ 《清宫秘史》写清代末年皇室内部光绪和慈禧的矛盾，把光绪当作是改革派寄予变革与新生的期望，这是因为看不到光绪和慈禧实际上是一体的，本质上是相同的， 他们都是腐朽统治阶级的代表，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生！《武训传》则写的办义学的故事，真实历史人物武训出身贫寒，靠行乞筹钱办学，穷人子弟靠读书博取功 名，这种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实际上包含着对封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顶礼膜拜，在毛泽东看来是投降主义。武训，卑躬屈膝，自我丑化，摇尾乞怜，这与毛泽 东所想象的“文学新人”截然不同。     毛泽东所想象的文学新人是什么？     毛 泽东不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胜利，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换汤不换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生，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必须以一种全 新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自己当国家的主人，自己是社会生活的主人公，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文学，也应当以这样的人物为主人公，塑造豪情 激越、精神高昂、顶天立地的新人。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改变一个政权，而且要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这得从新文化的建设入手。     按照毛泽东的如此要求，文学的难度和高度可想而知。它要求艺术家必须有新的生活体验，写新的生活，塑造新生活中真实的主人公，他们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挑战出现了，但新的作品毕竟产生了出来，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底在《河南日报》发表以后受到关注，被《人民日报》转载，也引起了批评。至于李准后来创作的《李双双小传》，则可以说是达到社会主义“文学新人”的标准之一，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经典。     与 《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对比，李准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新文学特点。主人公是生产生活第一线的“工农兵”，他们生龙活虎，信心满怀，他们是新生活的主人，他 们创造着生活，他们在与旧的思想或旧的人物斗争着。小说中的主角不再是王公贵族，不再是屈辱的、苦难的、肮脏的、病夫般的中国人。这与毛泽东所要求的重新 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暗相吻合。 为什么是李希凡、蓝翎？     密切关注“文化大军”队伍和文化状况的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情况看来是洞察秋毫的。李准的小说稚嫩，但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稚嫩，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在《文艺报》上转载了，还被特意加上“编者按”，说是“不太全面、不太成熟”。     毛泽东与“编者按”的意见几乎是对抗性的，你说“不成熟”，我说“成熟的很”。     毛 泽东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李希凡、蓝翎的观点呢？回头一看，不难明白。与前两次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文学批评不同，前面两次的批判是“自上而下”的， 即文艺界一片叫好声，只是毛泽东看出了问题才布置下去要批判的！而《红楼梦》批判则是“自下而上”，由“两个小人物”将事情做起来了，毛泽东不仅是遇到了 知音的问题，而是感到了群众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对行动起来的群众，非常重视，也视为是最可贵的。因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小人物”的观点，而与拒绝他们的《文艺报》分庭抗礼！     李 希凡等批评俞平伯的主要观点，包括（一）以现实主义“倾向性”的理论批判了俞平伯的自然主义的“怨而不怒”的艺术风格论；（二）以阶级斗争的叛逆主题说否 定了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主要观念是“色空观”的定位；（三）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毛泽东的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相统一的原则，代替对《红楼梦》以 “自叙传”为主的考证学研究。     这意味着一场学术变革。不再以自叙传为中心，不再以文献考证、版本校勘为双翼，而是以《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为中心，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封建的政治倾向为支点，重新定位《红楼梦》伟大的文学价值。     作 为事主的俞平伯受到了冲击，他感到措手不及。如何完整地看待他呢？俞平伯是一个一直偏向左翼、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自己的诗歌由衷地歌 颂了一个伟大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有必要提一下的是，他的得意弟子胡乔木、乔冠华（俗称“二乔”）此时都已居于共产党领导的高位，并在文化思想界起 发言人的作用。在红学观点上，俞平伯也在进行着艰难的蜕壳，力图挣脱胡适“自叙传”的影响，摆脱自传说对红学的制约，重新省视《红楼梦》的伟大意义。从1951年到受批判前俞平伯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看，他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甚至由衷地说新历史阶段的《红楼梦》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而，这个惊人的变化，被一部未及彻底修改、急于填补文化空白的旧稿给遮蔽了。     新 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剧烈动荡之后的和平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异常强劲，可以说是文化渴求。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只有《红楼梦 辨》是一部系统的著作。为了满足、迎合社会需求，俞平伯没有来得及细改稿子，只是删掉了小说中的叙述与作者生平互为对照的时间年表和改换了其他部分的个别 字句，即被付梓，进入社会。     俞平伯的矛盾与变化，批评者——小人物是否洞烛幽微？俞平伯的左翼倾向，毛泽东是否体察到了？然而，历史再次以粗线条，完成了一次风卷残云、剑扫烽烟。对于俞平伯个人来说，从整体上看，俞平伯划不到对立阵营中去。     毛 泽东也是《红楼梦》的爱好者，或者说是痴迷者。关于《红楼梦》的整个观点，毛泽东显然不会同意自传说——只是从个人身世来理解一部伟大作品广泛而深刻的意 义，以考证学为主要方法研究《红楼梦》，将《红楼梦》变成某些传统趣味的延续。把《红楼梦》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从历史 发展规律和革命的意义上理解大家族的悲剧命运，李希凡等所定位的现实主义（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引申出来），才能开辟这条通途。     1954年 上半年在杭州时，毛泽东还在与身边的服务人员谈论着《红楼梦》。这些谈论，一如既往，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眼界和角度。毛泽东从历史学角度，认为其中包含着深 奥的历史知识，需要多读几遍（至少五遍）才能读懂，要读出其中爱情描写掩盖下的阶级斗争来。毛泽东不认为这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在“谁解其中味”的慨叹 中，包含着作者对于后来人读懂小说的深深期待和深切呼唤！毛泽东自认为他是曹雪芹的知音之一。但是，毛泽东没有可能去撰写一部论红著作，或者为学术界“论 红”“研红”写出指导意见，但他在寻找着破土而出的“苗头”。     李希凡、蓝翎等的文章，作为弱小的“苗头”，毛泽东寄予了希望并期待着！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下，他们获得了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这也是李希凡等一生感念毛泽东的缘由之一。 冯雪峰为什么写“编者按”？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注，李希凡、蓝翎和白盾等这些“苗子”会不会被冷藏、弃置？答案不言自明。李希凡、蓝翎的稿子投书到《文史哲》被当作校友的稿子，1954年第9期发表出来，而白盾也是批评俞平伯投寄给《文艺报》的稿子，在1954年 毛泽东干预之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收到了《文艺报》的退稿信。白盾能收到退稿信，而李希凡没有得到回音，原因就是李希凡不是投稿，只是去信问询能不能 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显然，《文艺报》对批判俞平伯毫无兴趣！或者说，《文艺报》相关方面更了解俞平伯——全方位的俞平伯。     有 人说，《文艺报》不发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是冯雪峰慑于二乔（胡乔木、乔冠华）的地位，不敢轻举妄动！这，又误解了冯雪峰；当然，这也是对一生坚持真理、秉 性耿直的冯雪峰的侮辱！因为，不要说“二乔”的党内地位不一定高于冯雪峰，即便是高于冯雪峰，按冯雪峰的脾气也是要言发由衷、言为心声的。     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家，作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不是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吗？为什么偏偏不喜欢李、蓝、白盾等用现实主义观点看《红楼梦》的文章呢？     冯 雪峰担任主编，《文艺报》颇有点“犯颜直谏”的意味。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后，《文艺报》居然发表（李琮）文章说这篇小说有公式 化、概念化的倾向。当然这是切实而深入的文艺批评，并非乱扣帽子。其实，这才是冯雪峰心声。冯雪峰对紧跟时事、图解政策、即学即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一直持抗拒的态度，冯雪峰一直不愿意助长教条主义、投机主义的文风。他甚至在年度总结中，对当前文艺极度不满，说如此的收获乏善可陈，与时代的要求不相 称，文艺界应当反思对文艺的领导。     在冯雪峰的眼光里，李、蓝、白盾的文章确实属于“幼稚”，不属于投机，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小儿科，只是应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已，这大概够不上冯雪峰所要求的批评的“格”。《文艺报》给白盾（《〈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此文后来刊登在1954年11月12日《人 民日报》上）的退稿信，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优点多于缺点，毋需批评，读者自会分清等等，显示了冯雪峰领导下《文艺报》对那时红学的态度。也许，冯 雪峰还认为，支持或发表李、蓝的文章，容易造成助长教条主义的毛病。而李、蓝高昂的论战姿态，也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横扫一切的误解，造成文艺界万马齐喑 的局面。冯雪峰为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充分显现了他态度，“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够周密、不够全面”等，如此定位，此前所发生的拒 之门外之事件在所难免。不要说是在古典文学领域了，即便是在更敏感、更具当下性的当代创作领域，冯雪峰都秉持着与当时许多文艺界领导人不同的观点。     其 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当时不在少数。当时，李、蓝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何其芳也持“不够成熟”的观点予以支持。这种秉持“不成熟”的观点在以后 的发展中，还会再次表现出来。当然，这些观点李、蓝当时是不知道的，他们对大主编冯雪峰亲自修改他们的文章和纠正错别字、标点符号，感到受宠若惊，更感到 冯雪峰值得尊敬！如此，李、蓝就更无理由编造“问询信”为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罗织罪名了！     对 一篇文章产生“异见”，属于文学批评范围内正常的争论和认识差异。但是，报纸是阵地，《文艺报》是文艺界的主阵地，不让马克思主义的“苗子”成长，一开始 就要求他是成熟的，这在毛泽东看来这很奇怪！和名人权威相比，他们是不成熟；但就他们所坚持的主要观点看，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很成熟”。     李 希凡发没有发过那封“问询信”，刻意追究，只能落实到事务工作是否细致负责的责任上。据说《文艺报》在被批判时对这件事调查过，但因涉及到很多技术细节， 轻言任何一种结果，或者根据一方之词妄断，都将是不负责任的，因此追究责任也是不明智的。李希凡说发出过，而接受者杨志一说没有收到过，如此争论必然分散 批评的焦点，这显然也不是冯雪峰领导上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毛泽东批评文艺界的主要目的。毛泽东需要的不是《文艺报》严明内部纪律和工作秩序，整顿来信登记 制度，而是要迅即将批判矛头对准学术上流行的胡适唯心主义——红学上执著于事件比附的“考证论”。所以，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并不再从一封信入手，或者说忽略过了“问询信”的问题。     今 天看来，在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毛泽东、冯雪峰、李希凡没有对立，没有分歧，但在如何运用适当策略，使马克思主义迅速走向前台上，是和缓地对待“权 威”还是言辞激烈地对待权威，毛、冯、李立场各异。换言之，毛泽东希望吹响激越人心的冲锋号，李希凡急于在敌对的碉堡上插红旗，冯雪峰则在阵地上说我作为 共产党人占领着阵地、掌控着阵地呢！他们三个人在一个营垒内部，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严重偏差。     毛泽东的那封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矛头主要是对准党内的，是党内占着阵地的人，对准的是党对文艺领导的不力状态。1953年， 毛泽东即批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在文艺斗争中政治上不展开。现在毛泽东旧事重提，《清宫秘史》、《武训传》批判得不彻底，直到这次《红楼梦》事件，充分 暴露了问题的严重。这就是只知道团结“大人物”，阻拦“小人物”；对“权威”有求必应，对“小人物”摆出“老爷态度”。为了加强批判的力度，毛泽东在不断 地提高着调门。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文章发表之后，自己批阅该文时干脆说冯雪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敏感而 是“反马克思主义”了。这导致1958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和开除党籍。 李、蓝投稿是文化投机吗？     李、 蓝在山东大学时，都是文艺理论课的爱好者，该课程的主讲教师是吕荧。吕荧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在课堂上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艺现象，这与 李、蓝形成了共鸣，他们也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接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潜心阅读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试图运用它来重新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包括他 们所喜爱的古典小说。山东大学当时形成了一种求新求变的气氛，让积极分子李、蓝也跃跃欲试。     从 李、蓝两人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生活回顾看，当时的情况也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命运并不因为执政党是共产党而幸运。他们的老师吕荧就是一例。吕荧讲 课，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文艺现象，由于过多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被认为是脱离实践，脱离当前的政治政策，贵古贱今，这种观点还被《文 艺报》1951年11月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在专栏中反映出来，批判吕荧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吕荧在校内受到不公正待遇。这最终导致吕荧愤而停课辞职。     当然，在山东大学的生活中也有受到鼓励的方面。在古代文学的考试中，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驳流行于红学中的自传说观点，甚至和老师的部分观点产生了分歧、进行了争辩，这还得到了任课教师的好评。冯沅君给了他91分，如此高分，对于学生来说该是多大的鼓励！蓝翎怀着充分的信心，一心要拿着新武器在文学疆场上扬鞭奋蹄、驰骋千里。     这个机会终于在他们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即来临了。俞平伯的红学著作发行广泛，影响深远，古代文学也正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但俞平伯的色空论主要观念说，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论战的靶子一下子被竖立了起来。他们的青春锐气对准的正是学界“权威”！     文章发表后，先说是拿到《人民日报》转载，后来是《文艺报》给予转载。尽管加了“编者按”，但由此为他们带来的殊荣，两个小人物还是感到惊奇，感到不可思议。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观点居然在毛泽东的视线里，此前，俞平伯被印刷6次、印数达25000册的《红楼梦研究》也在他的视线里。他们怀揣的只是成功的文学梦，而被托举到的却是二十余年的介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高位——《人民日报》社，这里紧靠党中央，既有高处不胜寒的严正肃然，也有赢得鲜花与掌声的无上骄傲和光荣。     毛泽东要通过大众介入的大批判运动解决指导思想问题，但也变成了对学术问题的解决。前者通过更换文艺界领导人达到了，但，后者实际上没有做到，因为通过“大批判”解决不了学术问题。据说由批俞平伯到批胡适前后9个月，发表了129篇 文章。李希凡、蓝翎后来被加码，文章被催生，越来越失去自控、言不由衷，在这场运动中后期撰写的文章乃授意应制，生气渐少，棍棒影动。这使这场以学术批评 开始的正常争鸣，变成了泥沙俱下的激流险滩，严肃的学术探讨具有了大众喧哗的闹剧性；俞平伯一个回合的答辩都没有，体现不出学术讨论的平等性质。李、蓝自 学术始，以政治批判终，文风也跋扈起来，首尾断作难以自我说明的判然两截。1957年3月16日毛 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 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这话当时虽然李希凡并不知情，但政治，已将文学青年李希凡绑在了红旗猎猎、黑白分明的战车上，拉拖曳 拽，时而波峰时而谷底，对他来说，不知是耶非耶？荣耶辱耶？福耶祸耶？运动结束后，以后来定性始初，令人百口莫辩。但人们最看重效果。后来，我们在许多场 合看到，李希凡一再地解释他们初始的自发性质和学术目的，但总被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包括那封投向《文艺报》的“问询信”，是否存在。 俞平伯不“喊冤”     俞 平伯，接受了观点上放弃自传说、色空论的矫正，这促进、加速了他的观点“质变”，彻底从考证派变成文学本位派，但对运动中罗织罪名、恶语相加、群言围攻却 一直耿耿于怀。错与非错，一言难尽。后来在各种场合被反复追问，人们力图挖出“异闻”，特别希望被访者诉苦，这使俞平伯极其反感，到了“倦说”（历历前尘 吾倦说）的地步。俞平伯出于对现实中国的热爱，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没有在新时期翻身以后以“还乡团”的心态秋后算账，添油加醋，或反攻倒算，或叫屈 连连！     下面一段记述很有价值，还是与大家分享一下吧！     俞平伯1980年在“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对记者的穷追不舍说：     “有什么好谈的？我犯过错误。毛主席批评了我，文艺界批判了我。我的问题谁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书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     “那次运动不是没道理的，但是过了头。”     什么过了头？     “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俞平伯“不愿意再往下说。”（王湜华著《红学才子俞平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俞 平伯没有对毛泽东、何其芳、李希凡等有怨言，尽管把他当作是红学中胡适派代表是冤枉的，但对于既往历史和汹涌的波涛，他看到的是“人心似水，民动为烟”， 当静处之，任其纷扰。“缘起”既非阴谋，也不是虚构！刻意求深的人，不愿意去研究真实的历史关系，而是着意于是非恩怨的挑拨和张扬，这令俞平伯无比失望！ 毕竟，那场运动也与后来的“文革”不同。毛泽东指示对待俞平伯要“团结”，承认他有“真才实学”。1956年在何其芳的主持下俞平伯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当时属于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这与俞平伯挨批前一个多月被毛泽东提议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占浙江名额）一样，说明了早期思想斗争“对事不对人”的基本政策。     认为李希凡等“不成熟”，在当时何其芳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之一。1956年， 何其芳撰写了数万字的《论红楼梦》，他既要继承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艺术感受，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地阐释《红楼梦》。在何其芳的 叙述中，我们发现，他分析作家的阶级意识十分慎重，他较少用典型、阶级性、世界观等概念，而使用了共名、阶级反叛、文化传统等字眼，力图汰尽照搬马克思文 论词句的痕迹，试图达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水平，即在灵魂上的马克思主义，羚羊挂角，盐入水中，不露声色。冯雪峰、胡风等一贯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简单 化，一直是被他所警惕的。对于李希凡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主要思想是色空论观点的批判，何其芳也是有所保留的。何其芳认为，色空观虽然不是《红楼梦》 的主要思想，但这在《红楼梦》确实是存在的。他还认为，将曹雪芹说成是市民阶级的代表，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所引述思想出处的上下文意 思！这对于纠正当时马克思主义方法一统天下时所出现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是十分有益的。如果说，1954年红学运动有什么成果，那么，何其芳的这篇经典长论，也应该属于是这场运动催生的。     有些人认为1954年 那场红学运动，李希凡、蓝翎、白盾等都是被利用的工具，在今天看来其写作毫无学术价值。此论又犯了“否定一切”、不尊重历史的错误！如果真的如此，看来毛 泽东对《文艺报》的指责，就毫无道理了；俞平伯的观点也无需修正和提高了！胡适的考证红学依然可以以压倒的优势只研究版本和家世问题了，红学可以止步于作 者个人身世和家世的考证与《红楼梦》故事之间关系的比附、印证上了。事实并非如此，新红学派的自传说、“色空”主题说、“二美合一”说、“怨而不怒”的风 格论，都是应该被质疑的，或被否定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学术研究的“分内事”，各种意见的充分展开，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进步。这在红学史上，无论如 何不是可以缺少的一笔！     如 果说那场运动的“缘起”，至少三个方面的描述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文化领域的文学批评演化为最高领导人主持下文化战线的思想斗争，已经上升到无产阶级文化 领导权的问题，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性和前沿性。第二，《文艺报》负责人作为当时文艺界的代表，被毛泽东定性为“对资产阶级投降”，而受到撤职的严重处 分。其“贵族老爷”的态度，主要指的是对“自下而上”的群众评红力量不敏锐、不扶持！这里的主要错误是斗争策略的、思想方法的，而不是事务性的收发登记问 题。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提问询信的问题，加重了语气，展开了气势，实质上针对的是文艺界的“政治上不展开”。通过改变领导人可以实现指导思想的扭转和提 高，但将冯雪峰甚至和丁玲一起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则是错得离谱，犯了残酷斗争的错误。毛泽东以此想展开更迅猛、更彻底的思想批判运动，但从现在的情 况看，即使是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周扬等都没有跟上他的步伐，遑论有什么可观的实效。第三，红学中“自传说”的难以为继，必然表现为红学发展的自我否定 和革命。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典型论必然在红学中应运而生，取代陷入“范式危机”、“技术崩溃”、缺乏视野、“总不长进”的“自传说”。如果没有1954年“接力性”的对于红学的“大批判”“大继承”，那么红学在20世纪后半期就难以为继其“显学”地位。

9月21日 戊戌政变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

9月21日 戊戌政变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

2012-09-21       人民网    点击: 102

1898年9月21日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戊戌变法遭到顽固派的极端仇恨，自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推行变法起，顽固派即开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9月21日，慈禧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的瀛台，并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旋又捕杀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 1949月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下面是讲话全文：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说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3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3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3年 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 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 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 些敌人，或者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3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 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且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制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 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 大的通用性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 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 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通用性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 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 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 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 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 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于孤立地位。只 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人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4.75亿的人口和960万 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 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田中奏折

钓鱼岛危机之际，再回顾一下扑朔迷离的田中奏折。 不论真假，其无与伦比的预言让人惊叹。

         伪作文字的最高级，《田中奏折》

http://zonghe.17xie.com/book/10310293/283452.html
 
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战争史上，《田中奏折》事件是 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 　　
     田中义一是日本政友会总裁，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后，曾命日军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据称，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精 神，上书天皇，史称《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体战略：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 界。“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各种经济主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进而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
     据中方说法，旅居日本的台湾同胞蔡智堪收到张学良秘书王家桢一封藏在一块特制糕点内的密信， 希望蔡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蔡智堪得到反对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等计划的日本皇道派元老的帮助，扮成一个修补册籍的工人，于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室书库，以两夜抄完原件，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送回沈阳。情节之离奇，实在无法让人相信。
     恰在此时，“泛太平洋会议”在东京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的阴谋，日方代表立即否认。中方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日报》，于1929年12月全文发表。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政府正式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以后历届日本政府也都声称没有该奏折的存在。
     《田中奏 折》 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奏折用语格式不相符合，内容、日期表记的错误极多，更无日文的原文。西方和日本主流学术界认为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中国现代史学界也有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同伪造说。有人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导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北进派”攻击苏联。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 制造田中奏折的就是张学良秘书王家桢。 但也是胡猜而已，没有任何证据。
     《田中奏折》的公布震惊了中国和世界，激发了强烈的对日排斥情绪，造成日本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而更具戏剧性的是，从那之后，事态的发展就准确地沿袭了《田中奏折》揭示的道路。不久后爆发的918事变，与苏联武力对抗，内蒙古陷落，华北事变，全面侵华，进攻东南亚，图谋进犯南亚，突袭珍珠港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所有的步骤和事实，与《田中奏 折》中所拟定的战略规划完全吻合，丝丝入扣。
     我个人的兴趣在于这份文件的真正作者。我的推测，文件作者是要唤起中美的警惕，抵制日本的图谋。不伦真假，如果日本没有忠实实施这些战略，则这文件一文不值。而一份伪造的文件能引起这样大的影响，史无前例。
     对国际大势与战争的准确预测，一件两件还有可能，要处处正确，几乎是不可能的。须知1928年时，二战尚未爆发，国际局势与大国博弈的路数一团混沌，日本侵华野心虽路人皆知，但谁也不知道其具体步骤与事态发展的程度，对于日本与苏联冲突，进攻南洋，出击美国等事件的预测，更是超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诸葛亮的"隆中对"，显示了他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一个乡下人，在战乱中准确地指出天下大事发展的清晰脉络，的确有鬼神不测之机。《田中奏 折》的作者，应该是与诸葛亮在一个水平上，而当时的中国领袖和世界领袖，都未能站在这种战略的高度。
     这份文件的制作者，显然对细节不甚注意，这并非是他(们)不具备这种能力，例如中央文件的行文和遣词用语，大家一看便知，模仿也不难。而是对文件的作用有清醒的估计，这并不是给日本人读的，而且有意留一些破绽，也使后人能了解他(们)的用意和贡献。如果没有战略上的可信度，枝节再完善也不会有影响。而这样的文件在当时必是具有深度的可信程度，因为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直到今天，惯于不宣而战，阴谋偷袭对方的日本人还在愤怒委屈地指责，[田中奏折]是反日主义者捏造的阴谋，只有中国以假当真，做为“日本意图侵略中国”的证据。 这 很可笑，因为他们在被对方看到了所有底牌后，还是准确实施了其中所有的侵略计划，不由人们不信。日本学者其实应该在证明这份文件出于伪造的同时，反思一下 为什么它会产生，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为什么其中预测如此准确，这才是严肃的历史学者应该占据的高度。正如南京大屠杀，他们说没有杀三十万人，那么就应拿出 过硬证据，证明日军只屠杀了三百人，三万人，或二十九万五千人，进行严肃的历史探讨。即使退一万步说，假设日本人能显示真实证据支持其论点，但歹徒杀人毁 尸，辨明当时刺了五刀还是八刀当然也有意义，但杀人的本质不会因此改变。
     回过头来，再就文论文，还是觉得作者了不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伪作或有巨大争议的文字大概有三篇，<李陵报苏武书>，诸葛亮<后出师表>，岳飞<满江红>，慷慨苍凉，壮烈雄健，都是字字珠玑的千古绝唱。认为是伪作的人证据确凿，口沫横飞地头头是道，大家虽然心里有数，但不在乎。为什么要托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愿意信，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些文字真正作者的名字是被埋没了，只有不朽的文字永远流传。

读史阅世六十年

刚刚拜读了何炳棣的 <<读史阅世六十年>>。  深受启发。
他晚年想忘记其六七十年代的文章。 但读来实际还是有些道理的。

何炳棣1974年文章：论文化大革命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 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 “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 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 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 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 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 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 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 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 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 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 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 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 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 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 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 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 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 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 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 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 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 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 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 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 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 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 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 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 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 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 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 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 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 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 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 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 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 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 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 （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 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 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 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 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 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 “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 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 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 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 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 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 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 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 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 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 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 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 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 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 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 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 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 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 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 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 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 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 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 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 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 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 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 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 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 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 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 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 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 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 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 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 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 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 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 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 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 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 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 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 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 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 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 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 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 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 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 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 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 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 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 “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 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 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 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 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 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 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 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 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 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传统中国最健全的尚武时代是战国。列国之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生存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各国不得不解放农奴为自耕农，实行普遍的征兵制。秦国自商鞅变 法以后，人民尤其肯当兵，为国家尽责，藉农、战以求仕进。秦汉一统之局既定之后，征兵的原则仍然存在，可是有资产的人们已经不必亲身服军役，可以出钱雇人 代替。西汉有战争时，已一再发遣“亡人”（流民）、“赘婿”、“贾人”、“死囚”、“恶少年”和投附的外族人从军。但西汉继战国秦皇之余烈，并幸而西北沿 边诸郡一向尚武的“良家子”之中，产生不少像李广等的将才，所以还能以军事和外交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并在西域（即今新疆和俄属中亚之一部）建立了一大帝 国。

　　东汉光武帝废内地郡国兵，又废了更戍（征兵）制以后，兵的品质，每况愈下。班超（公元三一－一○一）在西域的丰功伟业，全凭他过人的胆识机智和以夷制 夷的策略。东汉时期，汉族的人一般都已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大多仰仗内附的外族，早已种下五胡乱华的根苗。不仅如此，地方政权和豪族的兴起也就是部 曲私兵的开端，这一现象，往魏、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西魏、北周到盛唐百余年间，半征兵式的府兵制度虽曾发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在沉重赋役担负和将弁剥削 之下，府兵制内的士兵，至晚从武后时起，已经大批逃亡。使得玄宗的不得不废府兵而采取募兵制。杜甫的“新丰折臂翁”就是府兵末期士兵生活悲惨力求避役的写 实。

　　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各养私兵。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将领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们毕生戴上社会贱民的烙印。明初卫所制度略仿府 兵余意，寓兵于农。二百余万平民一被列入军籍，法律上子孙永无脱籍机会。自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清查军籍的法令虽多，兵士逃籍的也越来越多。中叶北疆海防 吃紧，正规军严重缺额，几乎全不可用，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将领自行组织的多种“民兵”。此后兵骄将悍，弊端从生，清代八旗兵士，入关未两三世，已习于安逸， 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济。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士类皆各地土著，以当兵为世业，自始即操练与应役不分，号衣之外，另有应差衣帽。至晚从乾隆末年起，绿营兵士的 地位比近代的勤务兵还不如，无异将弁的僮仆。“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国民政府军队的品质，抗战以前稍有提高，抗战后期日趋低劣。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 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 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 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 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 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 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产。解放军人数在三百万以下，请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现和高 度政治觉醒的，很难入选。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 北亲自考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已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 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辩是非。最高领导，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 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解放军绝对不许有勤务兵，就是当初建军筹划极富远见的实例之一。（相反而又有趣的是美国至今日才发觉勤务兵是军制中积重难改的主 要弊端！）

　　综合古今，楚壮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几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经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 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泄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 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的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 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 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远 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新中国是否真尊重新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可汗 (Sultan Mohammad Khan)先生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 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可汗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 国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肋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 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 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
 “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 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地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 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地 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 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 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 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辩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 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 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 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了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这给予海外关怀祖国的炎黄子孙很大不 便。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不包括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 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 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 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 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主要原因是中、小型轻工业创建时所需成本较少，建厂需时较短，出货快，所出的货品多是人民日常必需的， 所以在市场上无不畅销，利润多而且快。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自留用于再投资，扩充设备，甚至改变企业原来的性质与范围。中央大型轻工业企业也起同样 的作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 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 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 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的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 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 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 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 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事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 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 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 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 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 长时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 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 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 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导，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 的大铁藏，氧化铁百分之五十以上。②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 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Mesabi Range)，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铁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 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 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的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 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 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 “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经历近十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油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 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 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 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的《纽约时报》，根据西方曾经访问大港油区的人的报 告，大港在天津之东，陆上海底都有油，但以沿海近陆处为多。此同条新闻里，有由日本外相传出的消息，年初周总理与他谈话中提到去年的原油产量是五千万吨 （据我粗计，已相当一九七一年美国原油产量的十分之一；美国至今是世界产油最多的国家，因为中东区所产虽多，但国家单位也多）。

　　西方对此消息，目前疑信参半。我个人在一九七一年秋从中国官方得悉渤海湾大油田的发现的消息。次年夏天，台籍和在台受教育的十位钓鱼台运动爱国青年学 人访华两月，返美之后，也带回同样消息，并且国内某相当高级的官员告诉他们，根据初步估计，中国内陆和沿海已知的油藏，相当世界已知油藏的三分之一；这还 不包括尚未勘探的黄海、东海、南海以至国境最南端南沙群岛沿岸大陆架可能很富的油藏。以上这些新闻，有的可以认为是有价值的启示，有的尚待进一步的证实。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董，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 观点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其他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 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 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中国报章期刊虽仍旧只公布与亚非盟邦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贸易，甚至不大提与西方各国的商务关系。美国报 纸和刊物却偶有重要报道。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东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由七 千万美元左右猛增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这是美联邦政府商务部梦想不及的。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气式客机和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恺洛格 (Kellogg)公司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 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厂。与英、日、法三国的合同总值约达十 万万美元之巨。《纽约时报》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中美化肥商约报告较详。计划中三四年内建成的八间化肥厂，每厂每日生产纯氨的容量是一千吨（一 年365，000吨），此外还有价值九千万美元的合同，另建八个制造纯尿素的工厂，每厂每日的尿素生产容量是1，620吨（每年581，330吨）。以上 诸厂建成投产之后，每年共可供给氨和尿素约八百万吨。（约折成纯氮四百五十万吨。）一般商业习惯，化肥必须渗入大量细砂等物填装成袋，否则纯化肥要烧死农 作物。中国一九七二年所产装袋的化肥大约超过二千万吨，折合纯氮约二百余万吨，此外还有较少量磷、钾化肥的生产。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 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 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可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 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 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 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 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 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 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 合作。一九七三年份中国与美、英、法、日等国贸易的激增，是一可喜的现象。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加强，必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今日的中国是受举世尊敬的三个最 大国家之一，有能力充分保障国家的权利，绝对不会再受二次大战前式的帝国主义的榨取剥削。中国如与西方先进国家商签较大规模的商约，条件无疑地是平等互惠 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所提延期付款的办法能否满足国内各种重工业较长期的巨大入口需要。近代史上，工业化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在资源、资本、技术等方面 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苏联而论，目前还极力设法吸引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开发西伯利亚西部的油藏。中国如肯与美国相机合作，大规模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以大量 增产的原油的一部分换取国内钢铁等重工业的加速建成投产，应该对中美两国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经济合作，不但对“自力更生”有辅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 上还可以减少中国北顾之忧。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 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来的研究和屡度的调 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③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 成。

　　五、结论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 国才能凭籍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 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 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 “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 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急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

　　治史者有时有他固执的地方，我虽在北美将近三十年，始终不为“经济的奇迹”等说所动。相反地，我总不忘以研究法国旧制度及十九世纪前半美国民主制度闻 名的法国史家陶克斐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长期预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经感觉到将来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国应该是美国、俄国和中国。那时美国人口还很少，国土大多没有开发， 俄国虽大，尚很落后，中国仍在传统文化和制度中昏睡。陶氏的预言决不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而是历史家对较远的将来的一种直觉。但他的直觉不是没有道理 的，因为国家强大虽靠很多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的配合，自然条件确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几经战争和革命，今日世界三个最主要的国家就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是 广土众民资源丰富的“大陆”型的国家。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 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文本中已一 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④，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 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Ｑ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 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 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芝加哥

　　注：

　　①关于目前自由与平等的理论，我芝加哥大学同事、政治系邹谠教授的“中国革命的价值”（中译刊于七三年七月的《七十年代》），分析精辟，可供参考。本文比较注重理论的历史及其实践。

　　②关于一九五八年江西及河南大铁矿的发现，可参考\\\“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1961)， P.504；另见Keith Buchana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eh Chiense Earth\\\” (London， 1966)， P.52.

　　③Han Suy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Birth Control in China， \\\“Eastern Hoizon\\\”， vol. XII， No.5， 1973.

    ④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已 有四个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最早的是公元前4115±110，但折成更较准确的古松年代，即提早到公元前4865±110。在半坡之前，还有李家村型的 仰韶文化阶段。半坡时不但已有农业、畜牧、村落、公共墓地，并且已有最早的数字和族徽。半坡仰韶时的人骨头骨已与近代华南、北人的体质接近。所以我们可以 认为中国的文化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已经诞生，至今已七千年了。详细讨论在我近作\\\“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in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第一章。

　　（原载《香港七○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