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7, 2013
Saturday, May 4, 2013
杜拉拉”后传：第一代外企白领遭遇中年尴尬
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 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 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 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 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Stella感慨万千。
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 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 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 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 ；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 ；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 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 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 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 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爱尔兰、英国、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 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 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相比Stella始终对外企有一份情结，David则属于已经把这个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种人。
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 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都说他是下一任统领大中华区数百亿人民币业务的总裁的不二人选，升职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雾霾天的影响，PM2.5指数不时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阴郁。
周五早上9点，他例行到公司冲上一杯咖啡后，打开电脑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之前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后，全球大Boss说的那句“目前形势低迷，希望大家有所准备”的话，让他预感到一丝不妙。
果然，在刷新了几次公司邮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10点钟，David接到公司CEO的邮件，通知他负责的华北大区要给出裁员名单并进行一系列的改组措施，并且从华东空降了两个新部门主管，这一切都要在三天内完成。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同事们开始沉默等待和猜测，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原本视频会议的几间会议室已经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员工。
David开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说辞来安慰被裁掉的下属：“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样。出行乘飞机，住高档宾馆，就是维护 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就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说白了，这些就是画皮。没有必要在这里 耗，拿着几万元赔偿，换一个更好的offer才是最明智的。”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 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最近几年公司的财报数字一年比一年难看，与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购自己再寻找下家，不如及早离去。
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总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 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 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 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还可以向上走的“大P”
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跨国公司的财务漏洞被暴露出来，“四大”的各类官司不断，审计和咨询业务之间的“暧昧”关系更是受到指责。Richard希望能够做到无愧于心。
晚上9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团队仍然在挑灯夜战。Richard起身到茶水间给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这样更能够驱散睡意。他知道为了手上这家客户的上市项目，手下十几号人的团队又将度过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当40岁逼近的时候，他时常会问自己：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进入公司的第三个年头，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猎头的电话，某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企业亟须找一位财务经理，猎头暗示他，再做个两三 年晋升总监并非难事。Richard拒绝了。2007年，这家企业顺利上市，财务总监同样有着“四大”的经历。Richard说，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 敲门金砖。10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 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 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Richard说，在“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P们几乎都是外国籍，后来越来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外籍海归，接下来就 是中国台湾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现在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已经占据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国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来并不排除中国籍 合伙人可能会向那些新兴国家输出。”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 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大”也开始流行通过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渡过难 关。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经历了2009年裁员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 订单增加。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 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镀金饭碗被敲破，未必是坏事
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针对目前外企的“40、50”现象感触颇深，他认为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 板现象”。“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因为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和以前知 识构成相对简单、按照论资排辈被社会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 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兼全球研究中心总监庞锦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中高 级管理层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能否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的经验和人脉是否对于外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难取代。对于某些专业性较高行业和职 位，‘40、50’危机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刘兴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 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我个人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之前他们犹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 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应该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有时候换个环境不是坏事。”记者 侯隽 谈佳隆
Tuesday, April 30, 2013
民国时期为啥盛产“大师”
http://blog.creaders.net/xiangchunshu/user_blog_diary.php?did=147096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 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 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 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 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 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 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 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 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 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 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 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 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 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 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 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 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 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 “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 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 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Z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 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 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 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有人却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 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 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 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 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 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 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 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 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 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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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作者的偏见， 不要说小说不能算历史， 就是真的历史也是被春秋笔法修饰过的， 即便拿录像机纪录， 也只能是镜头所及的范围， 释迦 牟尼为啥只能看到生老病死就是人间最大的苦难， 而看不到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老不了的真正人间苦难， 因为他是王子， 修炼他的佛法必须跨国柴米 油盐的门槛之后。 民国为啥盛产大师？ 今天文人笔下的民国为啥象天堂？ 因为笔是掌握在范儿手里， 他们纪录的是范儿们的真实感受。 在他们目光触 及的范围内民国就是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乐园——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 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 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 不仅如此，就连政教合一的西藏，逃往西藏女 作家的回忆也是幼时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 至于为啥 民国盛产大师的根源无外乎以下原因
工资待遇奇高。刚开始工作的胡适教授工资月工资240块大洋，粗略估算相当于现在9600元人民币，在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要算富豪了。 但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400块，也就是超级富豪。
知 识分子相对优越感强， 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大。 同一个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资是每月8元，虽然这个工资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资了， 可是比陈独秀的工资却低了50倍。 毛泽东的工资拿到今天相当于每月320元人民币， 虽然在北京买米总是够吃的， 但是买房确实别想。 而陈独秀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6000，可以雇佣20个仆人，买俩四合院， 还有余钱买古玩字画。 当然不能雇用今天的保姆， 工资太高而且脾气又大。
生 活有保障， 教授工资从来不拖欠，连鲁迅这种刺头工资也不敢拖欠，只能偷偷骚扰， 原因简单， 梁漱溟不是说了吗， “别人怀宝剑， 我有笔如刀”， 文人都说官员预备队， 敢得罪老师还怕得罪学生。 土包子假装斯文， 请人写一幅“肥猪满圈”的春联挂窗户上虽说夸张， 但是军阀张作霖月薪10000块大洋请教授可是真的。
当大师容易， 民国的大师基本上都是摇笔杆子的， 没有墨水弄点锅底灰也成。 抛开珠算不学， 花上5年时间只要不是弱智总能之乎者也， 再花5年翻历史就能弄出满脑袋的厚黑治国学， 足以把民国治理的军阀混战了。 当然，穷人家子弟应该没有十年时间去之乎者也，所以大师们多少都有些祖上阴德。 入门容易，收入稳定又受尊敬， 民国时代当然会盛产“大师”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 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 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 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 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 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 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 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 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 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 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 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 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 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 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 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 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 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 “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 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 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Z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 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 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 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有人却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 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 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 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 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 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 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 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 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 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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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作者的偏见， 不要说小说不能算历史， 就是真的历史也是被春秋笔法修饰过的， 即便拿录像机纪录， 也只能是镜头所及的范围， 释迦 牟尼为啥只能看到生老病死就是人间最大的苦难， 而看不到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老不了的真正人间苦难， 因为他是王子， 修炼他的佛法必须跨国柴米 油盐的门槛之后。 民国为啥盛产大师？ 今天文人笔下的民国为啥象天堂？ 因为笔是掌握在范儿手里， 他们纪录的是范儿们的真实感受。 在他们目光触 及的范围内民国就是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乐园——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 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 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 不仅如此，就连政教合一的西藏，逃往西藏女 作家的回忆也是幼时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 至于为啥 民国盛产大师的根源无外乎以下原因
工资待遇奇高。刚开始工作的胡适教授工资月工资240块大洋，粗略估算相当于现在9600元人民币，在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要算富豪了。 但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400块，也就是超级富豪。
知 识分子相对优越感强， 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大。 同一个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资是每月8元，虽然这个工资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资了， 可是比陈独秀的工资却低了50倍。 毛泽东的工资拿到今天相当于每月320元人民币， 虽然在北京买米总是够吃的， 但是买房确实别想。 而陈独秀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6000，可以雇佣20个仆人，买俩四合院， 还有余钱买古玩字画。 当然不能雇用今天的保姆， 工资太高而且脾气又大。
生 活有保障， 教授工资从来不拖欠，连鲁迅这种刺头工资也不敢拖欠，只能偷偷骚扰， 原因简单， 梁漱溟不是说了吗， “别人怀宝剑， 我有笔如刀”， 文人都说官员预备队， 敢得罪老师还怕得罪学生。 土包子假装斯文， 请人写一幅“肥猪满圈”的春联挂窗户上虽说夸张， 但是军阀张作霖月薪10000块大洋请教授可是真的。
当大师容易， 民国的大师基本上都是摇笔杆子的， 没有墨水弄点锅底灰也成。 抛开珠算不学， 花上5年时间只要不是弱智总能之乎者也， 再花5年翻历史就能弄出满脑袋的厚黑治国学， 足以把民国治理的军阀混战了。 当然，穷人家子弟应该没有十年时间去之乎者也，所以大师们多少都有些祖上阴德。 入门容易，收入稳定又受尊敬， 民国时代当然会盛产“大师”了。
Wednesday, April 24, 2013
让屌丝飞
让屌丝飞：从巨人广告解读草根文化
屌丝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屌丝，这个去年的网络热词，最近又大热了一把。但这一次，屌丝却正儿八经成了产品商标，登堂入室上了巨幅广告牌，还打到了美国纽约。
时间回到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这里从来都是人山人海。黄金地带的汤森路透大楼广告牌上，出现了一块巨幅中文广告牌。白色底板上是黑 色的中文”屌丝“，以及红色的拼音“DIAOSI”。广告上还写着“为屌丝而生”，“首款屌丝网游”等字样，这是巨人最新网游《仙侠世界》的广告。
当然，美国人并不明白屌丝这个中国互联网特色词语的真正含义。或许他们只是通过中文翻译看到了字面意思。所以一个星期之后，这块广告牌就因涉及 “不雅”字样而被撤下。但对营销高手巨人来说，他们希望的广告效果已经看到。这块广告本来就不是给美国人看的，而更像是屌丝一词的逆袭宣言。
屌丝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还要得益于国内著名导演冯小刚。今年2月底，冯小刚突然在微博痛斥屌丝一词，“称自己是草根是自嘲；称自己是屌丝那是自贱。分属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脑残群体”，“太多人自认屌丝，那是粗鄙时代病”。
他的这条微博很快引发了网络热议，支持反对声皆而有之。暴风影音CEO冯鑫评论说：“(屌丝)这个词很干净，它能代表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年龄段，为什么要贬低得这么一文不值？我就是要为'屌丝'正名！”而巨人网络CEO史玉柱更是回应称，“我就是真屌丝”，还宣布“已申请注册屌丝为网游商标”。这就是时代广场巨幅屌丝广告牌的来由。
冯小刚的电影，从《甲方乙方》开始，不乏叫好又叫座的佳作。但这番屌丝观点，却实在不敢苟同。自称草根，那实是自知；自称屌丝，那才是自嘲。草 根不弱势，屌丝也不脑残。屌丝就是诸多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他们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怎么自嘲为屌丝就惹来了骂名？
屌丝绝不等于粗鄙
顾名思义，屌丝之所以引来争议，完全是因为屌字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按照冯小刚的定义“屌丝就是JB毛”，那么应该是“屌毛”才对。但冯小刚并 不了解此词的由来。这个“丝”字是来自于对百度贴吧李毅吧粉丝的恶搞称呼，完全不是毛发的意思。何况，带有生殖器字样的很多词语，如今已经逐渐转化为不带 脏意的中性词，相信“牛逼”一词就不会惹来巨大的争议。
由于对互联网并不熟悉，对网络语言缺乏了解，一些传统精英保守人士没有也不愿花时间去追本溯源，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屌丝就是某处毛发的定义。或许，这可以理解为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文化沟通障碍。当然这一现象绝对不是中国特色，但凡有贵族精英的社会就有这一问题。
1914年，英国文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传世名剧《卖花女》(Pygmalion)上映；但其中一个台词Bloody(该死的)却引发了巨大争议。评论界铺天盖地地指责萧伯纳使用低 俗下流的词语，甚至有女演员因为不愿说此词而拒绝出演。压力之下，萧伯纳拒绝修改，因为这就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用语，反应了草根阶层的现实生活。萧伯纳出身 平民，主张艺术要反映现实生活，反对王尔德(Oscar Wilde)“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文学主张。
11年后，萧伯纳因为“作品的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名剧后来被数次改编为电影，也是好莱坞女神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经典电影《窈窕淑女》的原作。现在看来，Bloody一词当时的争议甚至令人可笑。在《哈利波特》电影中，主角容恩(Ron)就大量使用 “Bloody Hell”口头禅。而在最新007电影《天幕降临》(Skyfall)中，M夫人下令射击时说的也是“Take the Bloody Shot”。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国艺术作品中，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但当时同样有评论家痛斥电影使用了Damn(该死的)一词，认为这种卑劣词语会引发观众的极度反感。但令雅士们遗憾的是， 《乱世佳人》得到了全世界影迷的追捧，目前仍然是好莱坞电影票房的冠军。(按照观影人数和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目前的60亿美元)
曾经在种族歧视的美国，爵士乐、灵魂乐、饶舌乐都属于社会底层的黑人，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爵士(Jazz)一词的由来，广泛的一种说法是， 这曾经是二十世纪初坊间对性行为的低俗用词；将爵士乐与卖淫等行为相关联，体现出白人对黑人音乐的鄙夷与不屑。而如今，爵士乐已经相当于流行音乐中的古 典，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更是成为美国音乐的象征人物。
而源自于黑人社区的饶舌音乐，更是充斥着各种不雅词语和街头粗话，曾经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鄙视。但随着多元文化的逐渐融合，饶舌乐已经成为主 流音乐的一部分，艾米纳姆(Eminem)、Jay-Z、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等饶舌乐巨星风靡全球。而他们的音乐中，至今也带有诸多不雅的用词，因为这就是生活。
屌丝才是国家脊梁
那么谁是屌丝？屌丝并不是境况不堪者的蔑称，否则成千上万的网民也不会自称屌丝，屌丝文化也不会由而兴起。屌丝的真正定义是“苦逼生活的青 年”，他们出身与长相都平凡，自称“穷丑矮挫胖笨撸”，这一定义流露出浓浓的自嘲与无奈意味。换成英文，屌丝实际上就是Loser的意思。看起来，美国人 是没有找到好翻译，他们的翻译或许也带有浓浓的“节操感”。
回顾下屌丝一词在去年的兴起。屌丝首次登上传统媒体，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屌丝：一个字头的诞生》、《屌丝：庶民的文化胜利》等报道文章让这一 词汇得到了社会普遍关注，也让更多网民了解和接受屌丝的身份。而去年6月《新周刊》更是以封面文章《屌丝传：从精神胜利到自我矮化》，对屌丝文化对出了深 度解读。
新周刊对屌丝的解读是：“有人说它低俗，但网络语言从来都源于现状。它更多是一种自嘲，用自我矮化躲避崇高：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世界观；有点 阿Q，但并非沉沦，而是退回到内部世界，与这个社会和解”。“你追名逐利，我自狂狷；你要做人上人，我安贫乐道；你有你的实力，我有我的精神胜利法；你追 求崇高，我躲避崇高；你要你的成功，我要我的快乐”。
这个定义明确标示出了屌丝的心理定位。典型屌丝的一天又是怎样？每天早上出门，在路边摊匆匆买个包子或煎饼，为了准点打卡不被扣钱，奋不顾身挤 进“能把人变成照片”的地铁与公交车，开始一天10个小时的辛勤工作。虽然售票员总是说里面空着呢，但往往拥挤得连手都抬不起来；虽然规定八小时工作，但 更多时候面对的是无尽加班；虽然媒体总说努力会有回报，但加薪却总遥遥无期。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屌丝们努力了，却没能高雅富。他们要么根本买不起房，要么被房贷压的喘不过气。他们每天无奈苦逼奔波劳累，一年也不 见得能旅游一趟。他们下班后再次遭受挤车摧残，拖着疲累身躯随便对付晚饭，舍不得花八百一千去看演唱会，更多的夜晚是在电脑前上上微博打打游戏逛逛淘宝。
精英的生活遥不可及，雅士的境界与他们无关，新闻联播的生活那么虚无缥缈。屌丝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对这个世界的期望值，不要谈什么理想道 德，只希望每天自己能够活的舒心。自嘲，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心理调节手段。要不然还能怎样？“宇宙中心”五道口的房价都已经十万一平，生活成本的飞涨让有房 有车的中产阶级都感觉到压力倍增。
嘲讽指责屌丝很容易，但倡导文明高雅的人们，他们有挤过北京一号线地铁，坐过从国贸到通州的815路公交车吗？
屌丝们一点都不贱，草民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脊梁。他们辛勤工作，依法纳税，促进消费，打造了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屌丝们也关注社会事务，当有人需要帮助，当发生自然灾难，他们总是积极捐款出力，因为喜欢自嘲的屌丝拥有善良的心灵。
屌丝们更是中国互联网的基石。屌丝们没有太多消费高雅艺术的时间与金钱，他们把闲暇时光大量花在了网上。他们是门户网站、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的 主力用户，他们是撑起中国电商网购行业的消费实体，他们是中国游戏行业的忠实玩家。没有屌丝，哪来的新浪微博，哪来的巨人游戏，哪来的淘宝天猫？
经历过年少成名，也遭受过破产打击，而后神奇再起的史玉柱深谙屌丝的心理。虽然粗暴广告充满争议，但黄金搭档却成为了屌丝们送礼的主力选择，连 续八年成为保健品销量冠军；“取消时间收费，改成道具花钱”的游戏运营模式更是为屌丝们量身打造。正因为如此，史玉柱才自称屌丝，才把屌丝注册为商标，更 愿意花巨资在美国为屌丝打广告，因为正是屌丝成就了巨人和史玉柱的传奇。
屌丝们惹了谁？
草根阶层或许生活没有品味品质，用词并不高雅甚至低俗，但卑微的生活一样有高尚的灵魂。微博需要意见领袖，更需要普通网民。他们容易激动围攻， 容易误信传言，但无乱不成治，暴露出问题才有规矩方圆，简单的屌丝们却从未缺失善良和道德。微博即是社会的映射，社会是怎样，微博就是怎样。社交网络给了 屌丝们话语权，让他们原本微不足道的声音可以形成巨大舆论，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此次雅安地震，屌丝们通过微公益、支付宝等渠道积极捐款，用自己的钱包投票选择了壹基金等职业规范的慈善机构，用自己的转发评论传播着灾区的进展需求。即便也有混乱，但没有草根网民的积极参与，就不会有赈灾救人的巨大力量。
屌丝们惹了谁，为什么要遭指责？屌丝的兴起，是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崛起，进而冲击了传统意见传播渠道，影响到了守旧的既得利益者。传统媒体的官样文章，信任缺失的慈善机构？对不起，屌丝们不喜欢，屌丝们有权说不，屌丝们有权不捐。
屌丝们被指责是一种亚文化。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包容草根底层的亚文化是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志。对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屌丝阶层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这种亚文化还在逐渐壮大。著名媒体人杨锦麟说，屌丝们不绝望，中国才能有希望。
即便是一些高帅富的成功人士，也愿意称自己为屌丝，因为这代表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非家族的荫护，这比财富更值得炫耀。这些成功人士也具有自嘲的品质，开得起玩笑抹得下面子，而不似精英贵族那般放不下架子，容不得批评。
屌丝一词来自百度李毅吧，这位著名球员李毅就是自嘲的典范。一句“我的护球像亨利”让他遭受万人嘲笑，诸多在嘲讽李毅方面志同道合的屌丝们组成 了百度贴吧中最重要的社区李毅吧，才成就了今日的屌丝文化。在冯小刚痛斥屌丝后，李毅站出来为屌丝代言反击，“我认为是冯小刚现在已经拍不出以前的那种反 映‘屌丝’快乐生活的电影了”。
赛车手、作家韩寒可 谓是中国最为成功的青年人士之一，他也喜欢称自己就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小屌丝”。当年他在网络混战中语出惊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在权威媒体和 主流人士的眼中，说话直接的韩寒绝对是个不可靠的异类。但这个非主流的高中辍学生却成为了中国文坛乃至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之一。屌丝可畏。
对于来自精英和传统人士的指责，或许屌丝们可以借用王朔当年的口头禅来回击，“爱谁谁”。实际上，正是王朔等人在二十年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将人们心目的崇高进行解构，才有了今日屌丝们不畏精英自我满足的精神生活。
说到王朔，想起特喜欢的一电影《顽主》，里面一本正经的大学德育教授赵老师尤其关心年轻人的情操和品德修养，语重心长地对张国立、梁天等人教诲 说“年轻人应该多看书啊……你们应该痛苦啊，怎么能不痛苦呢？”葛优饰演的杨重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赵老师，我就是一傻波伊，您甭为我费心了”。
这部米家山导演改编王朔小说的电影，正是屌丝心态的真实写照；而且，这部屌丝电影，就是冯小刚老师大红大紫电影作品《甲方乙方》的前身。
让屌丝飞。
Sunday, April 7, 2013
Sunday, March 31, 2013
Thursday, March 28, 2013
Google Reader关闭探因：谷歌已不需要媒体
导语：英国《金融时报》科技记者保罗·福德 (Paul Ford)今天撰文称，尽管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可以从Google Reader中获得很多价值，但谷歌自己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尤其是无法提炼用户的行为数据，并发布精准广告。与此同时，这款产品的关闭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谷歌发展方向的转变：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看重媒体内容，而是将重点转向了数据，因为只有数据才能带来滚滚财源。
以下为文章全文：
用户不满
谷歌最近宣布关闭多款产品。类似的行为经常会令用户惋惜不已，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创意都能成功。但这一次关闭的产品中却包含了 Google Reader，并因此导致很多人陷入悲痛。“他们杀死它时就像是在杀一只小鸡。”美国科技博客GigaOM创始人奥姆·马利克(Om Mlik)说。
简单来说，很多网站都会以RSS形式发布内容摘要，新闻网站尤其如此。而Google Reader则是一款专门聚合RSS信息流的免费服务，可以将这类内容整合成符合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报纸。虽然在该领域有很多竞争对手，但谷歌却很擅长简化新闻的搜索和浏览体验。
对于很多新闻制作者来说，Google Reader已经成了必选工具，尤其受到博主的青睐。正因如此，此举才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谷歌关闭该服务是否是明智之举？美国科技博客 TechCrunch撰稿人MG·斯格勒(MG Siegler)说：“谷歌掐掉了鲜花，也顺带杀死了蜜蜂。”
这样的比喻多么精妙。我自己的Google Reader账号就有1600多条信息流，而且早已分门别类。等到Google Reader今年7月关闭时，势必会令很多人扼腕叹息。我也会目睹自己花了6年时间付出的大量心血付诸东流。所以我很能理解那些心怀不满的用户。
原因探秘
然而，要与谷歌产生共鸣却很困难——我们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不过，谷歌的确曾经做出过很多明智的选择。那么，此次决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作为一家广告公司，谷歌必须在网上四处寻找空位来投放广告。但Google Reader在这方面的能力却不够强，无法满足股东的要求，但却依然消耗着资源。所以，它必须关闭。
这种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深究下去。Google Reader为用户创造了价值，而用户中的很多人都是媒体从业人员。反观谷歌自己，却没有从中获得太大的利益。用户喜欢这款工具，希望它能继续发展。然而，谷歌却无法从中提炼价值，也就没有理由继续运营这项业务。
这便是应用的缺陷所在：当一切都放到网上后，你能否继续使用自己熟悉的工具，完全取决于应用提供商的盈利状况。只要我们仍是消费者，便是难逃这 条铁律的束缚。很多媒体公司都是例证，包括那些建起“收费墙”的报纸，以及Netflix和Spotify等流媒体服务提供商。
我们只是租用了这些数据库的使用权，但却没有任何所有权，尽管使用权同样很有价值。但我们越是融入这些系统，风险就越大。Google Reader的关闭不会像电视节目的取消那么无关痛痒——你的很多工作成果都会随之消失，而且再也无法重新获得这些成果。
数据为王
但对享受免费服务的用户来说，付出与回报仍然是对等的——这在网络世界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但现在却处于一个转型时刻。互联网最初就是一个 文件网络，通过各种链接汇集在一起。它是一个完美的新闻渠道。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件慢慢得不再重要：应用、纯数据和社交网络逐渐崛起。虽然这些新内容 看似转瞬即逝，但实际上却远比报纸来得长久——报纸基本上每天都会更新。
最终的结论可能令人不安。“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正在将所有精力集中于更少的产品。我们认为这种专注将为用户创造更好的体验。”谷歌软件工程师艾 伦·格林(Alan Green)在Google Reader官方博客中写道。这是典型的公关说辞——但不妨假设这也是事实。什么才是重要的新产品？Google+社交网络和Google Keep云笔记应用，其重点都是捕捉人与人的互动数据。
谷歌是互联网的入口，它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新闻、文件、博客都是理想的广告投放地，但新闻本身已经不再重要。曾几何时，谷歌十分需要媒体。 但现在，它更看重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用户消费的内容。对Google Reader和它的拥趸来说，“更好的用户体验”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段墓志铭。(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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