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另类数字化阅读

http://tech.sina.com.cn/it/2013-10-24/08238848795.shtml

2013年10月24日 08:23   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说

王梦影
　　朱奶奶今年69岁了。过去两年里，她“读”完了110本书，远远超过了她读研究生的孙女的读书速度。更准确地说，朱奶奶的书，是“听”完的。日 常准备晚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等车的时候，或长或短的闲暇里，朱奶奶都会握着他的MP5靠近耳朵，任由一个阅读的世界照进自己的生活，让赛金花、邓丽君 或石光荣的故事陪伴自己。
　　朱奶奶的老伴儿去世后，女儿送了她这个MP5，定期为她下载有声读物。下一步，两人筹划着买个智能手机，这样下载和播放都会更方便。
　　就在你的身边，声音与数字的融合载体正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对于有声阅读，很多人茫然不知，一些人寄望不浅，另一些人则谨慎怀疑。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的？
　　阅读古典的比特白云
　　钟华是北京邮电大学一位普通的汉语教师。然而，在无人打扰的傍晚或深夜，安静的房间里，借着电脑、网线与麦克风，他又是名为“白云出岫”的ID，用磁性的嗓音朗读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网络那头，早有同好等待着从网盘下载他阅读的古典文学，随书聆听。
　　上世纪80年代，年轻的钟华还在中国医药大学学习中医。面对一本本大部头中医典籍，老祖宗的智慧都在生涩的文字里，要背要记，钟华想出了朗读并录下来的办法。他买了一部录音机，在学校的大树下朗读，在熄灯后的男生宿舍里聆听。
　　2002年钟华有了自己的电脑。那一年“神舟四号”上天，中国电信(52.05, -0.43, -0.82%)刚刚成立，蓝极速网吧失火引发了网吧安全的大讨论。钟华兴冲冲地加入了一家朗诵爱好者的语音聊天室，开始了录制经典。此后他辗转各大论坛，见证了电驴的兴衰，遭遇过网站解散资源难寻的尴尬，从最初的《千金方》到《资治通鉴》，朗诵录制的经典越来越多。
　　截至现在，他已经录完了包括四书五经，《昭明文选》在内的800多小时的有声读物。与产业化的有声读物不同，他录制的有声读物是必须配书聆听的。因为制作古典文学有声读物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静下心弄清音义，踏实看懂。
　　他与妻子因对朗读的共同热爱而走到一起。两人近期合录了《红楼梦》发到网上。没有配乐，钟华旁白沉稳亲和，妻子嗓音生动多变：娇俏爽利是晴雯，和蔼大气是贾母，雪淬新竹是林妹妹……
　　和许多网友一样，他满怀单纯的热爱，并将这热爱燃烧给众人。他热爱古典文学，觉得中文和中医相类，只不过中医梳理人，中文梳理文字。
　　聆听能否让我们更爱读书
　　“很多人觉得有声读物就是读出来的书，其实没那么简单。”有声读物专业网站酷听网出版中心总监于琦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他们制作的有声读物 包含文本的配乐朗读以外，还有小说剧——一种介于小说和广播剧之间的语言类剧目。一本书从文本到高质量的音频产品，平均要经历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制作。谈 下版权后，编审人员讨论出录音方案，历经试音、选角、台词朗读会，录音导演与演员着手正式的录制，最终的成品在剪辑、配乐、特效制作后，还要经过最后一遍 审听。“不同书籍适合的声音不一样。比方柴静的《看见》，单纯的配乐朗诵形式就很好，《鬼吹灯》则可以做成十分精彩的小说剧。”于琦说。
　　数字出版是另一个关键词。有声读物在西方的兴起与汽车的普及有关——人们很乐意在上下班的路上听听车载卡带或CD里的故事。如今，网络使得丰富 的资源触手可得，而移动互联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则使得下载和收听变成动动手指头的事情。手机用户可以干脆装上手机客户端，随下随听。在这样的时代，声 音的伴随性被放大，带来了超乎纸质书的便利。
　　于琦自己就是有声书的爱好者。这个年轻的父亲在工作与家庭的忙碌间隙，在北京城里著名的交通拥堵过程中，听完了《心理学的故事》等多本社科类书籍。“我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多书了。”他笑着说。
　　“现代生活无数的碎片时间都可以被利用起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研究员毛文思对听书现象如此评说。“双手和双眼被解放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并能在收听的时候做其他事情。”
　　不仅如此，毛文思认为，无论是盲人、弱视人群，还是婴幼儿、或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都可以进行内容的收听。获取知识的门槛被降低了。
　　静悄悄的“产业元年”
　　我们正在亲历声音和数字融合，问题是，中国有声书会迎来国外爆发式的增长么？
　　美国有声书如今已是12亿美元的大产业。据有声出版机构联合会(Audio Publishers Association)网站公布的数据，2011年美国有声读物的出版数量是2009年的两倍有余，其中，网络下载类销售额占总销售量六成，比上一年增 长了近30%。数字出版的发展功不可没。
　　“业内普遍认为，2010年开始整个行业都活跃了起来，今年是中国有声读物的‘元年’。”于琦说。
　　据毛文思介绍，MPR(多媒体印刷读物)作为重点数字出版项目正在申请国际标准，并已取得立项，表明国家对于推动有声读物的重视。大量与酷听网 类似的有声读物提供商正在涌现出来，除静雅思听等老资格者，新来者中也不乏依据大型门户网站的实力选手，如盛大文学旗下的天方听书网、搜狐(80.75, -0.44, -0.54%)听书频道等。随着车载网络系统的发展，车载有声读物品牌如“一路听天下”也开始了迅猛发展。
　　三大运营商的闻风涉足与阅读基地的建立使得场面更加热闹起来。据于琦介绍，酷听一年能从移动阅读基地上获得5万~6万元的分成，推广好作品的效 果则更有价值。文字版权的争夺后，又新增了声音版权的保护。有趣的是，与文字不同，相同文本会由于声音演绎者的变化而风格各异，形成完全不同的作品。举个 例子，天下霸唱的当红作品《鬼吹灯》就有4个完全不一样的合法有声版。
　　“对于我们来说，版权问题不是特别明显。复制太难了。”于琦说。产品制作完成后，酷听通过注册用户的年费与音频首尾的广告获得收益。时下在线视频从侵权乱象走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版图，酷听的盈利方式倒颇为与之接近。
　　数字化阅读将成为主流
　　“我目前没看到有明确的数据支持所谓产业元年。”知名新媒体博客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魏武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有声书是一个需求，但是市场价值多大很难讲。”
　　在魏武挥看来，有声书人声播讲的方式，尽管让人印象深刻，却难以留下想象空间。脑海里本有一个理想的小龙女，付诸声音，再美丽还是下了凡尘。更重要的是，支持有声阅读的阅读需求迷雾重重。
　　稍早两份数据呈现出有趣的对比。据4月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1年中国人均读纸质书4.3本，远远低于美国的50本，俄罗斯的66 本。另一方面，《2012-2013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2年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逼近2000亿元大关，电子图书收入增长迅猛，幅度是 惊人的350%。
　　“人们正逐渐步入读屏时代，很多阅读习惯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而阅读习惯的改变从根本上讲也是阅读需求的改变，随着阅读需求的不断增多，人们也 需要选择多种方式进行内容的阅读、信息的获取。”毛文思说，“不排除部分读者依旧偏爱传统的阅读方式，但数字出版作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化阅读也将成为 主流的阅读方式。”
　　然而，无论阅读载体如何变化，只有想读书才会真正去看书。魏武挥指出，即使加上电子书，我国的人均阅读量也就5.77本。电子书报刊的收入总和 占数字出版总收入的2.98%，根本不能与网络游戏、互联网广告等新兴业态的收入相差相比，即使是傲人的增长幅度也一部分得益于此前的基数过于惨淡。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看点书，可是‘应该’不能改变世界。”魏武挥说。
　　“我不赞成有声读物资源收费。”钟华说，“应该有更多的人传播、学习经典。”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虽然仍然属于内容产业的一部分，但其价值并不仅仅依靠传统出版内容的数字化来实现。”毛文思说。
　　和许多同类网站一样，酷听辟有专门的板块供网友分享交流原创有声读物。不仅如此，在这个维基与微博的时代，钟华们的声音可能昭示着阅读的一个全新方向。魏武挥更看好播客(视频分享)自媒体，越过纸质文本，直接提供观点，并已经在筹划一档节目——“想象一下声音版的‘一虎一席谈’”。
　　“我认为，当数字出版与纸质书都获得平行发展，人们拥有阅读方式的极大丰盛时，才是有声读物真正可以鼎盛的时候。”于琦说，“人们愿意读书，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 超级高考工厂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藏瑾

发自：河北衡水 2013-10-10 11:15:13 来源：南方周末

衡水中学2012届高中毕业生合影。在有的中学校长们看来，衡中“像黑洞一样”吸纳全省甚至省外优秀生源，“站起衡中一个，倒下一片”。 （衡水中学网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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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校门街道边，今年考入北大清华的104名学生头像一字排开。街道不够长，考入港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77名学生没能露脸。

衡水的GDP长年徘徊河北末三位，但衡中撑起了“教育名城”的所有名声。放假时校门口停驻近4000辆小车，十年中接待访问人数17万，如今参观须交600元会务费。

学校实行“无死角管理”，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时间安排具体到分钟。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包括“男女生频繁交往”、发呆、吃零食等都属扣分范畴。

衡中“像黑洞一样”吸纳全省优秀生源，河北高考渐成独唱。2013年高考衡中独占清华北大招生人数的80%、全省600分以上考生的五分之一。在河北“衡中没有对手”。

“衡水中学扩建工作是全市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必须看大、看急、看重”，全衡水所涉及部门、单位都必须密切配合。衡中背后，是衡水全市乃至河北全省的教育资源集中。

完全可以把衡水中学当做一家工厂来看待。流水线从每天清晨5：30开始运作，到每晚上22：10关机停工，其间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管理。拿着衡水中学的作息时间表，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
现代企业的流水线终于被无缝移植到中学教育当中。教师们仿佛是往电路板上焊接元件的女工——喜欢招聘女老师是衡水中学的一个传统，因为“好管理” ——她们在规定的时间点上，娴熟地把语文、英语、数学等科目考试所需要的知识，焊接到这些十六七岁孩子的大脑里。这个工厂的产品，便是每年6月份的高考升 学率。
整个河北省的初中，都是衡水中学的原材料供应商。尽管恶评不断，当地政府也多次出台政策限制跨区域掠夺优秀生源，但衡水中学仍能轻松从全省甚至从北京遴选优秀生源。
在这所超级中学的“英才街”上，2013年104位考入清华北大学生的头像贴画从街口一字排开，一直延伸到校门口。
300米的小街显然不够长，考入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际名校的77名学生甚至都没能一一露脸。
在这300米的小街上，可以看到教育的理念和荣耀被层层削减后剩下的东西：考试，考更好高校以及最好的高校。
英才街热闹的背后，2013年河北省高考几乎是衡水中学的独奏表演，不仅囊括了河北省文理科状元，文理600分以上的考生也超过全省的五分之一。考入清华北大的104人使得衡水中学独占两校河北招生人数的80%，并成为河北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个两校录取学生过百的中学。
这已经是衡水中学连续第14年在河北省高考中夺魁，在全国15000余所中学里再添传奇。而在民间，衡水中学被追捧为“超级中学”之上“神一样的学校”。
中国恢复高考36年，在基础教育层面则是逐渐摆脱“农村包围城市”，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级中学”现象，在屡创应试神话的同时，更加剧了资源失衡和教育不公。因而在落后地区眼中，“超级中学”被形容为一个个超级“黑洞”。
衡水中学则是一个例外。和大城市超级中学若干分庭抗礼不同，衡水中学在整个河北没有对手，且像一个反向“黑洞”般将石家庄乃至北京的优秀学生尽收门下。衡水这个经济省内倒数、曾经贫瘠的盐碱地也因这所学校而成为盛名远播的“教育名城”。
一直以来，围绕衡水中学的质疑和获得的成绩一样巨大。作为落后地区基础教育一次难得的“逆袭”，以半军事化管理、绩效量化等现代公司管理手段为特点的“衡水模式”在国内迅速传播并被争相仿效，一边被捧作济世良药，一边又被斥为应试教育的复辟和滥觞。
如今，出身小城的衡水中学已经站到了当地“教育生态链”的顶端，并继续扮演着掠夺者的角色，令那些同样是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雪上加霜”。衡水中学带来的争论还远未休止。正如《人民日报》在2013年7月一篇文章的标题——衡水中学：没对手有隐忧。

衡水中学很多学生即使跑操手中都拿着一本书，稍有间隙即争分夺秒学习。 （网络资料图/图）

朝圣者

家长来了，全国各地的老师们也来了，他们是衡水中学的“朝圣者”。

位于北京以南270多公里的河北衡水有着便捷的交通，却有着与之不相称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资源缺乏，GDP长年徘徊河北末三位。衡水中学几乎撑起了这座小城所有的名声，学校位于市区西南一片低矮的居民区，来往大货车卷起的尘土时常将街道陷入一片灰蒙。
衡水周期性的繁荣，则出现于每个月学校放假的日子。外地家长们赶来衡水看望念书的孩子，挂着各地牌照的小汽车会将街道塞满，整个城市都会陷入拥堵之中。
衡水中学是拥堵的中心，其门口有时会停驻近4000辆小汽车，绵延数公里。天长日久，“衡中堵车”已经成了市民长期反映的民生难题。衡水交警部门还为此专门制定《关于衡中放假期间联勤工作方案》，派出30名工作人员以保障衡水中学附近通畅。
“能考个好大学，见不到孩子也值得。”家长们对拥堵也很能忍耐，他们每个月只能见一次孩子，陪孩子吃顿饭。他们觉得孩子能到衡水中学念书，就是送进了“大学的保险箱里”。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家长来了，全国各地的老师们也来了，他们是衡水中学的“朝圣者”。虽然是以研讨会的名义来到衡水的，但老师们的参观并不免费，为此他们需要缴纳600元的“会务费”。
“这是我去过的地方里门票最贵的。”一位参观过衡水中学的老师打趣说。他早就听闻衡水中学的名号，学校派他和同事来这里的目的，是希望借助这里的经验来提升升学率。
当老师们走进衡水中学所在的英才路时，一眼难以看到尽头的头像贴画会令他们感到震撼。边走边看，这些图腾般的图画会让他们心情变得虔诚。等到衡水中学门口，数字化介绍高考成就的巨大展板会再度强化他们的惊异。
脖子上挂着吊牌，他们像学生一般排队，在衡水中学工作人员的带引下进入校园参观。激情课间操震天的口号，无人抬头的自习课，午饭时间学生的奔跑，都 会给这些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然后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封闭管理”、“量化教学”这些词语。当然，不少人还会反思自身，写下长篇大论的参观感受。
云南等地的中学更为直接，老师带着学生坐了36小时的大巴来到衡水中学参观，为的就是在这些学生心中“埋下信念的种子”。
除了造成拥堵之外，这些外来者仍不无可爱之处，他们会住满市区数量庞大的酒店，购物消费。曾经，一个全国性的高中校长论坛在衡水中学举行，校长张文 茂一再要求减少参会人数，原因是“衡水市区的宾馆住不下”。2011年衡水中学承办会议，尽管包下衡水所有的宾馆，还是有不少与会者只能到几十公里以外的 县城去住宿。
十余年来，到衡水中学参观学习的外地官员、师生就有17万人。衡水中学宣传处主任张永笑称，衡水中学为衡水的宾馆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这些取经者学到了什么“真经”呢？换句话说，衡水经验，是否可以在全国复制？
陕西老师刘波9月初参观了衡水中学，他对学生疯狂的学习态度感触颇深，回校之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学校环境根本没法那样要求学生，憋到最后，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结果换来一片哀嚎。
衡水中学成名了，山东的老师曾慕名来学习过。但来过以后，之后就不再来了，因为山东禁止中学补课。“衡水模式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学生时间控制之上的。”曾在衡水中学任教10年的李娟说，禁止补课打断了生产线的连续工作。

强人校长的“药方”

“国家级示范高中”建设的政策并没有出台过。但李金池却凭借这个虚拟的幌子，完成原始积累。

时间倒前20年，衡水中学还只是衡水市（县级市）下辖的一所中学，招生范围仅限于全市。衡水中学退休教师戴藏云还记得，当时衡水中学房屋破旧，还有被洪水淹过的痕迹。1992年，李金池开始担任校长，这成为衡水中学的转折点。
“学校管理十分混乱，教学也是一团糟。”李金池回忆说，当年衡水中学召开班主任会，副校长讲话，台下有人喊了声“别听他瞎掰扯，散了吧”，众人一哄而散，留下几个领导在台上面面相觑。1992年，在衡水地区十一个县的教学评比中，衡水中学排名靠后。
“当时组织部物色校长时找了不少人，但大家都不愿理这个烂摊子。”接到任命后，李金池回到家一宿未眠。
戴藏云与李金池是河北师范学院77级的同学，毕业后又一起被分配到衡水中学。“他本来是一名历史教师，有些家国情怀。”戴藏云说，李金池还善于管理。
面对衡中的沉疴，李金池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整顿校风校纪。当年，衡水中学围墙低矮，学生纪律涣散经常逃课，而一些社会青年也可以翻墙入校滋事行 窃，甚至骚扰女生。“我当时忙完一天的工作，还要带领学校中层蹲点抓流氓，经常抓到一两点。”李金池说，为了震慑流氓，常常抓住后是先打一顿，然后再扭送 派出所。
1993年，衡水中学关闭校门，实行全寄宿、准封闭管理，要求所有学生一律住校。“扎紧篱笆，管理就方便了。”
但与落后的硬件水平相比，校园管理还不算多大的难题。当时衡水地区尚未建市，仍是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市区仅有三万人口。盐碱地里广种薄收，经济发展的落后也牵制了教育。戴藏云还记得，那时很多中学连一幢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教学和住宿都在平房里。
李金池穷得连一块砖都买不起，当时衡水中学一年的办公经费仅有一二十万元，仅够发教职工的工资。1993年，李金池听到一个消息——教育部正在酝酿建设1000所国家级示范高中。他认为机会来了。
他先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频频提及这个未经证实的事情，并勉励师生为之奋斗。当年教师节，衡水市委书记与市长都来到衡水中学考察。李金池重点汇报了衡中争创“国家级示范高中”的目标，他对领导说：“衡水地区必须要争取一所，衡水中学要担起这个责任。”
时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北的黄冈模式正风靡中国，凭着“奥赛、高考和教辅”三大法宝，黄冈中学缔造了基础教育的第一代“神话”，宣称“把中国考起 来”。红火之时，黄冈中学不仅上央视上教材，大卖教辅试卷，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仅十余年后，学校每年效益就过千万，还到外地开分校。基础教育为贫 困地区带来的名声与经济反哺，刺激了地方教育政绩观的兴起。
“国家级示范高中”这个饼画得很有诱惑力。戴藏云回忆当年一次全市干部会，市领导特别提及衡水中学，希望能把学校办好。经过李金池向市领导的多次请缨，衡水决定花力气办好衡水中学，校园硬件建设被提上日程。
“当时市里投资1200万，分三年支付。”李金池说，每年400万在当时的衡水已经非常可观，占去衡水地区每年财政预算教育支出的三分之一。第二 年，衡水市财政困难，只拿出了200万元。为了保证工期，李金池开始东拼西凑，连一些低分生缴纳的“借读费”也拿了出来。资金到位之后，很快新的教学楼、 图书馆都建立起来了。这些建筑衡水中学一直使用到现在。
事实上，“国家级示范高中”建设的政策并没有出台过。但李金池却凭借这个虚拟的幌子，完成原始积累。1995年，衡水中学成为衡水地区升学率排位的 第一名。1996年，衡水撤地设市，衡水中学被划为市教委直管中学。借助扶摇直上的办学成绩，李金池又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提升衡水中学行政级别，以比肩其他 地市的知名中学。1997年，衡水中学升格为正处级单位。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那就是善借外力。”20年后，李金池这样总结衡水中学的崛起。

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 （网络资料图/图）

一切公司化

就连处理学生的早恋问题，衡水中学的量化也做到极致，如男女学生交往频繁，会酌情量化扣除班级德行分。

衡水中学开始腾飞的1994年，800公里外的湖北黄冈中学恰逢90周年校庆，黄冈市城区许多单位放假一天，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为其题词，七十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蜂拥而至。
这样的殊荣，对衡水教育界构成了不小的冲击。置身于发达的京津唐工业区之外，经济指数全省倒数的衡水也在努力寻找出路，李金池和衡水中学也不例外。
对衡水中学而言，学习大城市高薪聘请名师自然是不可行的，衡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李金池后来回顾的治校措施，更多是从衡水中学内部发掘潜力。“竞争是衡水中学发展起来的关键。”无论李金池还是衡水中学的老师们，都会这样总结。
“衡水中学管理的特点就是没有死角。”戴藏云说。所谓“没有死角”，就是实行全寄宿、封闭管理，在校内，学校全面安排学生的学习、活动和休息。而林林总总的校规细致到“能否带橘子进教室和穿短裤睡觉”。
流传于网络的一张课表，记录了衡水中学校园生活的紧凑，学生从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间9点50分，排得满满的。就算是晚间放学之后，学生也必须十分钟内跑回宿舍并上床休息。如果学生违反，将面临惩罚。
衡水中学的一天，是从操场上震天的口号声中开始的。每个班级音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这个班级的量化考核分数。就算是站在操场上，每个学生手中也都拿着书本在朗诵，争分夺秒。就算是吃饭，学生们也是争先恐后跑去食堂，一度学校规定不许跑，甚至派人检查，仍然管不住。
“我来衡中做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经典的“衡中三问”，是衡水中学学生头顶的“道德律令”。而激励人心的口号则见于每个班级和学校的各个角落，就连上楼的阶梯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公式。积极、竞争，已经深入校园里的每个角落。
“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李金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封闭管理是第一步，可以为学校营造一个单纯的 环境。而要调动老师的积极性，量化考核则是不可或缺的。而有去过衡中的参观者认为，绩效量化其实就是借助现代公司手段管理校园，无止境地追求效率和数值考 量。
从量化班级入手，班级的学习成绩、纪律、宿舍卫生状况，都会影响考核成绩。而考核的成绩直接与班主任、任课老师的绩效评定发生联系。“比如坐班，量 化会具体到每个小时。”李娟曾在衡水中学任教10年，她说执行量化考核的是学校课少的音体美副科的老师和教务干事，他们统计成表并公布出来。
“学校利用了老师们的自尊心。”李娟说，量化考核鞭策结果是，老师只能拼命工作。
对于量化考核、坐班等措施，教师中不少人反对。“当时一些教师抵触，在背后骂我。”李金池回忆说。戴藏云觉得李金池有自己的政治智慧，他常常将一个制度先在学校中层干部会上透风，但并不急于实行，等到教师们下面骂完了，情绪平静后，他才突然宣布实施，反对的声音就小了。
除开硬的一面，李金池还有软的方法。推行班级量化考核，反对最厉害的是班主任，因为考核结果最终会落到他们头上，李金池一度将班主任的津贴从8元提高到40元。学校经济宽裕之后，他给教师们盖了住房，他和其他学校领导都靠后，好房子让一线的教学骨干先选。
统一的管理逐渐有了成果，衡水中学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从几人到了十几人。2000年高考，衡水中学力压石家庄二中这些传统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
“你们中要出更多的吴仪，要出更多的鲁迅。”戴藏云曾多次看到，李金池的一句话就能让台下的学生嗷嗷叫。李金池成为这个学校的标志。他每天早上会带 领师生跑操，和5000名学生一起高喊口号。按照他信仰的“工作安排紧凑了就是激情”，衡水中学的时间表里每件事都被精确到了分钟。
就连处理学生的早恋问题，衡水中学的量化也做到极致，如男女学生频繁交往等“非正常接触”，会酌情量化扣除班级德行分。
2002年9月，中国教育报头版连续四天以《一个教育函数式的解读》为题报道了衡水中学办学经验，衡水中学声名鹊起，被称为“教育神话”。李金池还记得，当时学校里找他的电话都被打爆了。2004年，李金池从校长位置上调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那时他在衡水已经家喻户晓。

河北衡水中学门前英才路两旁的围墙上贴满了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的学生照片，长达百米，蔚为壮观。 （CFP/图）

难道教育局管不了他们吗？

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的“掐尖”，使得大部分县市中学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被业内人士形容为“站起一个，倒下一片”。“难道教育局管不了他们吗？”一份投诉材料这样写。

李金池离开衡水中学之后，他原来的下属张文茂接任衡水中学校长一职。这时候的衡水中学俨然是河北省内首屈一指的名校。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曾认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
而对于衡水当地而言，衡水中学无疑是手中筹码，如果运用得当，这将是小城最耀眼的“名牌”。
在河北，超级中学的苗头则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石家庄二中成立分校，在河北教育界引发震动。当时许多教育专家已经预测到这将带来的“黑洞效应”和对教育公平的破坏。此后，河北省内的知名中学仍纷纷设立分校扩大招生。
当时，高考已经成为超级中学的秀场。人大附中、西工大附中、南开中学都已经形成气候。这些中学多分布在首都和省会，当时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向大城市流动是趋势。相比而言，衡水中学面临一场逆流而上的战斗。
2006年9月，衡水中学将一所民办中学收入旗下，改名为滏阳中学，专门招收复读生。凭借衡水中学的名气，第一年就有近千人入学就读。利用生源的“马太效应”，衡水中学开始在河北省各个地市吸收生源。
“实际上，衡水中学能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已经到了极限。”河北教育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衡水中学原来的招生范围仅限全市，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市区桃城区（原来衡水县级市）。衡水中学已经将这些学生的潜能最大程度挖掘了。
衡水中学要继续迈进，就必须打破“不得超范围招生”的藩篱，广纳全省的优秀生源而教之。李金池说，在他任校长最后的两年里，已经有外地的学生慕名来 衡水中学。衡水中学的加入，使得河北超级中学的争夺倍加激烈，主要体现是优质生源的争夺，免收学费甚至是给钱给物这样的招生“谍战”在各处上演。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顶级的“尖子生”则流入了衡水中学这样的一流中学。2010年中考，邢台市区前100名学生留在邢台的只有30多名，接近70人流向石家庄二中和衡水中学。
“县里招生环境越来越恶劣，很难招到和留住优秀学生，高考升学率滑坡严重。”河北赞皇县中学校长侯树军曾对媒体说，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的“掐尖”，使得大部分县市中学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被业内人士形容为“站起一个，倒下一片”。
2011年，赞皇县中考前200名，最后留赞皇中学的仅60人。赞皇中学一度出台政策，将出十万元奖励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但一直没有机会兑现。而 某名校招生老师在赞皇还被打了。而河北当地媒体，不时接到关于衡中等名校违规招生的举报和投诉，“难道教育局管不了他们吗？”一份投诉材料这样写。
2011年7月15日，河北教育厅基教处曾通报衡水市第二中学、临城中学、石家庄二中分校等三所学校违规招生，但并无详细处理说明。
衡水中学成为乱局中的赢家。从十几人到近百人，衡水中学考入清华北大两校的人数占掉了全省大部分，超越石家庄二中等传统名校，独霸河北。虽然河北省教育厅一再禁止超范围招生，最终都不了了之。
“在我们的班上，当时就有超过20个同学是外地人。”衡水中学2007届学生张雨说，甚至不少北京、山东等地的学生也在衡水中学学习。
虽然，本地学生的主体地位受到了冲击，衡水中学服务本地的作用下降了。但衡水当地政府却跟衡水中学进入了“蜜月期”。每年高考成绩出榜之后，衡水中学的网站会挂满衡水各个领导的贺词。
2009年，衡水市原市委书记陈贵在考察衡水中学扩建工作时也表达强力的支持：“衡水中学扩建工作是全市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必须看大、看急、看重。”他要求衡水中学扩建所涉及的部门、单位都要密切配合。
除开当地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衡水中学还有另外一张可供资助的“关系网”。据熟知衡水中学招生的人士说，衡水中学一座难求，外地学生要进去必须有高官的“条子”。能拿到“条子”的学生，不是子女也会沾亲带故。这些关系会帮助衡水中学免去不少麻烦。
“从现在学生家长的通讯录就可以看出，不少家长都非等闲之辈。”曾做过衡水中学班主任的王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和丈夫在高速路上因严重违章被扣车，她忽然想到班上一名学生的父亲是交警部门的领导，就拨通电话求助，很快她和丈夫就直接开车走人。
“我一个普通老师都可以这样，学校能动员的资源就更厉害了。”王莉说。

衡水中学提倡“激情教育”，时常举行各类“誓师大会”或“冲刺大会”，学生代表与班级集体均发言表态、并相互比拼激励。 （衡水中学网站图/图）

走中间路线了

李金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当年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我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

58岁的李金池现在是石家庄一所民办中学的校长。2010年，他从衡水教育局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再度回到熟悉的教育实践领域，任精英中学的校长。
“他将自己的经验运用在这里，学校很快有了起色。”退休后曾在精英中学兼职的戴藏云说，李金池到达精英中学后，他的“名人效应”使得这所民办中学当 年招生就满额，优质的生源开始往这里流动。2013年高考，精英中学的一本、二本上线率就达到了石家庄全市第一，人们惊呼“衡水中学奇迹再现”。
“我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李金池说，到精英中学之后他对教育又有新的思考。但他的方式仍然没有变化，精英中学封校后实现了封闭管理，李金池仍旧在这里提倡他在衡水中学运用过的“激情教育”。
近年来，关于衡水中学教育模式的讨论从未停息。李金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当年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有 些老师甚至体罚学生，采用棍棒教育，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他说，从1997年后他也开始探索课堂改革，增加学生课堂参与度。
吊诡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学都开始以衡水中学为师。对于河北那些利益受损学校而言，要生存下来就只能学习衡水中学。然而，衡水中学的“马太效应”已成，要撼动几乎不可能。
李娟介绍说，如今衡水二中、衡水十三中都是学习衡水中学的治校模式，甚至在某些做法上青出于蓝。衡水二中提倡“低进优出”，招收衡水中学余下生源中的优秀者，目前每年也都有5人左右考上清华北大，实力远超其他地市的名校。
“比如衡水中学的每日教研——把老师聚齐开会交流经验的做法，就是学习二中的。”李娟笑说，衡水的中学间展开了发扬“衡中模式”的比拼。
“衡水中学的本质是一种过度教育。”一位衡水中学的离休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张雨还能记起她2007年在衡水中学复读的日子，发呆、吃零食、撕纸都会被记录，损失班级量化考核的成绩。一天晚间，她尿急去上厕所，就被工作人员记录下来，第二天通报批评就上了黑板报，班级量化考核被扣掉一分。
如今，无数渴求升学成就的学校将衡水中学的经验奉为圭臬。这让李娟感到忧心，教师的状态最终会影响到学生，考核的压力也会间接转移到他们身上。
“谁的青春可以被量化呢。”李娟说。
（文中张雨、李娟、王莉为化名）

近亲不如远邻：最关键的人脉是不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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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的人或许是你最信赖的。不过在要用到“关系”的时候，他们却不是最关键的。与此同时，社会学家还会告诉你——别跟熟人合伙。

俗话说“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人脉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有时候总要依赖各种关系才能把事办成，求人未必可耻，孤独未必光荣，“关 系”，是个正常的现象。也许在很多人眼中，建立有价值人脉的关键是寻求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但社会学家们却恰恰不这么认 为。

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Mark Granovetter，曾在 70 年代研究了在波士顿近郊居住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并把研究结果作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发表[1]。 Granovetter 找到 282 人，从中随机选取 100 人做面对面的访问。发现其中通过正式渠道申请，比如看广告投简历，拿到工作的不到一半。100人中有 54 人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工作——当宅男们还纠结于简历怎么写才好时，一半以上的工作机会已经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先拿走了。

靠关系不新鲜，但靠什么关系却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穷人和富人的人脉结构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那么这条路到底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朋友给的呢？ Granovetter 发现，真正有用的关系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联系”，而是“弱联系”。在这些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只有 16.7% 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这个“关系”，也就是每周至少见两次面。而 55.6% 的人用到的关系人仅仅偶然能见到，意为每周见不到两次，但每年至少能见一次。另有 27.8% 的帮忙者则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大多数你真正用到的关系，是那些并不经常见面的人。这些人未必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可能是已经不怎么联系的老同学或同 事，甚至可能是你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在你当前的社交圈里。

Granovetter 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整天跟你混在一起的这帮人，很可能干的事跟你差不多，想法也很接近，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只有 “弱联系”才有可能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Granovetter把这个理论推广成一篇叫做《弱联系的强度》的论文[2]，此文有可能是史上被引用次 数最多的社会学论文，大概超过了两万次。这个研究的数据如此简陋，思想如此简单，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现在“弱联系”这个概念已经进入励志领域，2010 年有人写了本书叫做《超级人脉》[3]，其中大谈弱联系的用处。

“弱联系”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 有关系。如果你只跟亲朋好友交往，或者认识的人都是与自己背景类似的人，那么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的人机会多。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 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这样来说，岂不是从一个人的社交网络结构，就能判断这个人的经济地位如何了么？

2010年三个美国研究人员，做了一件有点惊人的事情来验证这个思想[4]。 他们把2005年八月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电话通讯记录拿过来，涵盖90%的手机和超过 99% 的固定电话。这些电话记录构成了可见的社交网络。研究者很难知道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英国政府有全国每个小区的经济状况数据——你可以查到哪里是富人区 哪里是穷人区。这样他们把电话通讯记录跟其所在的三万多个小区居民的经济排名对比。结果非常明显，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但是这个结 果如果细看的话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社交网络多样性越强，经济排名就越高。

在统计上我们使用“相关系数”来表示两个东西之间的相关性，它的值在 -1 和 1 之间，越接近 1，就表示这两个东西越容易一起变大和变小，负值则表示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反。这个研究发现，小区的经济排名与其社交网络的“社会多样性”和“地区多样性” 的相关系数分别是 0.73 和 0.58。这意味着越是富人越容易跟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联络，而且阶层多样性要比地区多样性更重要。正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 设想富人的联系人数也应该较高，因为他们认识的人比穷人多——这也是对的，但联系人数目和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只有 0.44，并不太重要。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打电话时间长短，跟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是 -0.33，也就是说富人虽然爱跟各种人联系，但真正通话时间比穷人短。

这种数据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只能告诉我们社交网络跟经济地位之间有这么个关系，但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导致谁。是因为你富，才有不同的人愿意跟你接 触，还是因为你愿意跟不同类型的人接触，才导致你富？ Granovetter 的理论还有另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弱联系，强联系只是少数。如果让所有认识的人每人给我们一条工作信息，最后有用的这条信息当 然有更大的可能性来自弱联系！Granovetter在他 1973 年的论文里承认了这个问题，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解释：生活中强联系和弱联系跟我们交流的次数相差极大。我们跟强联系之间交流的信息，要远远多于弱联系。这种 交流到底多多少，他没有办法量化计算，但是来自弱联系的信息总量可能并不比强联系多。这样看来还是弱联系重要，因为它传递的有价值信息比例更大。后来类似 的质疑不断有人提出，但Granovetter的理论还是经受了考验。

所以弱联系理论的本质不是“人脉”，而是信息的传递。亲朋好友很愿意跟我们交流，但是话说多了就没有新意了。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许是跟不太熟悉的对象进行的。这个猜想怎么证实呢？

谁给你的信息重要？

也许我们可以从网络中不少蛛丝马迹。在有了网络后，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分析我们是通过什么联系得到新知识的。比如你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经常阅读和转发 来自网友的各种推荐，那么是亲密好友的推荐更有用，还是弱联系的推荐更有用呢？Facebook的数据团队2012年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项非常巧妙的研究 [5]。研究者有个简单办法判断你跟各个网友之间的联系强弱。比如说如果你们之间经常互相评论对方发的状态，那么你们就是强联系的关系，否则就是弱联系。

让我们来看看人们在Facebook上分享的那些网页链接——如果你分享这个链接，你大概认为这个链接是有用的。这种分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你的 朋友（不管是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先发了这个链接，你看到以后转发。另一种是你自己独自发现这个链接。可以想象，前一种方式发生的可能性肯定要比后一种大， 社交网络的作用就是让网友向我们提供信息啊。Facebook的这个研究通过随机试验的办法来跟踪特定的一组网页地址，结果发现别人分享这个地址给我们， 我们看到以后再转发的可能性（p_feed），比如我们自己看到这个地址直接分享的可能性（p_no feed），大 5 倍以上。这两种可能性的比值（p_feed/p_no feed），也就是网友分享的放大效应。

我们的转发行为是相当亲疏有别的，人们更乐意转发“强联系”分享的信息。统计发现如果强联系发给我们一条信息，我们转发它的概率大约是弱联系发过来 信息的 2 倍左右。这是理所当然，强联系之间本来就有类似的兴趣。有人据此甚至担心，社交媒体加剧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局面，我们会不会因为总跟志趣相投的人 呆在一起而把社交圈变成一个个孤岛呢？

不用担心。这个研究最巧妙的一点是：它不但比较了我们愿意转发强联系还是弱联系，还比较了两种不同联系的放大效应。强联系的放大效应是 6，而弱联系的放大效应是9。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网址，你看到一个弱联系分享给你你再转发的几率，是你自己发现这个网址再分享的几率的 9 倍。再说白了，就是强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你自己本来也有可能发现；而弱联系告诉你的有用信息，他要没告诉你你恐怕就发现不了。这个性质和当年 Granovetter说的何其相似！

然后再考虑到人们接收到来自两种联系的信息总量，把它们用相应的分享几率加权平均之后，发现来自弱联系信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强联系。也就是说，虽然人们重视强联系，人们的大部分知识还是来自弱联系。

现在“弱联系”理论已经被推广到了任何新消息或者新想法，不管你是仅仅想学点东西，找工作，还是创业，你都应该避免成熟圈子中的“强联系”，而应该走出去追求“弱联系”，比如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有意思的现象。

别跟熟人合伙

已经有统计表明，从弱联系那里获得想法，乃至于与弱联系合伙创业，有利于提高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社会学家 Martin Ruef 问卷调查了 766 个在美国西部某个大学（其实是斯坦福大学）获得 MBA 学位且至少尝试过自己创业的“企业家”，试图从中发现弱联系和创新的关系[6]。 Ruef 统计了这些MBA们所创办公司的人员构成和信息来源，并且使用各种办法评估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比如考察是否推出了新产品或者新的销售手段，是否打入国际 市场，有多少专利等等。

是从哪来的想法直接刺激你创业的？ Ruef 发现，这个创业想法来自与家人和朋友这些强联系讨论的，只占 38%。而来自与客户和供货商这类商业伙伴这些弱联系讨论的，则高达 52%。另有人则是受媒体或专家启发。可见好想法来自弱联系这个定律从创业之初就管用。

看来经常出去参加饭局的确比在家呆着强。但是那些连饭局都不参加的创业者有可能更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公司开起来以后的信息来源。调查表明，如果你 在创业过程中的信息网络主要由弱联系构成，你的创新能力是那些指望强联系的公司的1.36倍。而如果你干脆不靠熟人，直接从媒体和不认识的专家那里获得信 息，你的创新能力则是强联系公司的1.5倍。而从社交网络来看，跟前面英国数据的结果一致，你的社交网络越多样化，你的创新能力就越强。那些拥有极度多样 化社交网络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强联系也有弱联系，还接受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的意见，其创新能力是那些只有单一社交网络的人的 3 倍。

虽是如此，大部分创业团队仍然由家人和朋友构成。强联系团队和弱联系团队的数目对比差不多是 5:3。而Ruef使用一个创新评估模型发现，弱联系团队的创新能力差不多是强联系团队的 1.18 倍。更进一步，如果这个团队成员在此之前从来不认识，那么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更高一点。

但是人们很难拒绝强联系的诱惑。比如在我们心目中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是比较理性的人，或者至少应该是比较冷酷无情的人，对吧？但是就算是这帮人也会犯追求强联系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使他们付出了相当显著的代价。

这是一项非常新的研究。2012年六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Gompers, Mukharlyamov, 和Yuhai Xuan 发了一篇名为《友谊的代价》的论文[7]。 这篇论文考察了 3510 个风险投资者，以及他们在 1975—2003 年间 11895 个投资项目。有些人选择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合作，比如大家都是名校毕业；但更多的人选择与自己的“熟人”合作，比如是曾经的同学、同事，或者仅仅因为二人 是一个种族。这个研究发现，按能力搭档可以增加投资的成功率，而找熟人搭档，则会极其显著地减少投资成功的可能性。

这些人愿意跟什么样的人搭档呢？能力是一个参考因素：如果两个人都是从名校毕业，他们发生合作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 8.5%。但更大的参考因素是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同一个大学的校友，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 20.5%。而关系亲还不如种族亲！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种族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 22.8%。

那么不同类型的搭档关系，对投资成败有什么影响呢？两个风险投资者中如果有一个是名校毕业的，其投资的这个公司将来能上市的可能性会提高 9%。如果他的搭档也是名校毕业，则提高 11%。所以按能力选搭档，哪怕你把能力简单地用学历代表，都的确能增加成功概率。可是如果选一个以前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干过的同事搭档的话，会让风投成功 的可能性降低18%。如果选校友，降低 22%。如果选“族人”，降低 25%。

看来风险投资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一个从来没跟你进过同一个大学，从来没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而且跟你不是一个种族的高学历者。

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哪怕是风险投资者和斯坦福MBA都是如此。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混，我们愿意给他们打电话，我们愿意转发他们的微博。但是熟归 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现在社会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 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本文编辑：吴师傅

参考资料：[1]后来这个论文被扩展成一本书：Geting a Job.[2]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 (1973).[3]作者 Richard Koch 和 Greg Lockwood。[4]Network Diver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5]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Information Diffusion[6]The Secret of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7]The Cost of Friendship

计划生育：中国经济无法沉受之重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28344.html

  最近“单独二胎”政策成为城中热议话题，市场反应强烈到令多个香港“BB概念股”出现了超过10%的盘中涨幅。有许多专家甚至大胆预测“单独二胎”可能是 全面放开“二胎”乃至是“计划生育”的先兆。不管传闻是否属实，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品尝到了计划生育埋藏下的苦果。

  最近这几年，中国制造业一直被“用工荒”和“工资成本快速涨幅”所苦恼，这一切都源于“三十年执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衰老得更快，劳动 力人口增长越来越慢，人口红利不断消散”。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底中国15-59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2011年同期减少345万，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人口第一次减少。

   相 比之下，日本比中国早14年到达这个转择点，不同的是那个时候的日本已经是富甲天下，坐拥3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而且养老制度非常完备，反观养老重压之下 的中国该何去何从？由于计划生育，中国至少提前了25年遭遇刘易斯拐点，正所谓“未富先老”。最值得担忧的是，中国制造的主力劳动人口在20-39岁之 间，这部分人口的增长率早在2010年便萎缩至零了，而且直至2035年这部分人口的萎缩速度将明显快于整个劳动力人口。这意味着主力劳动力人口身上的抚 养赡养负担会越来越重。中国人口中纯负担人口（小于14岁或大于64岁）的比重在2010年见底，之后逐渐上升，到2035年将升至近50%。抚养赡养压 力如此巨大，社会财富可能不堪重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很有可能会成长为一个巨大的贸易逆差国。此言所指绝非危言耸听，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GDP占比便已 从10%的高点降到了2.5%，趋势已经很明显。



（如上图所示，中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比想象中早且猛，点击看放大图）

   根 据IMF的最新的一份中国人口研究报告，如果政府不对这样一个趋势做出积极反应，中国目前高达1亿5千万的劳动力储备（失业或者半就业者）人口到2020 年将减少到3千万，而中国也将在2020-2025年间穿越刘易斯拐点，到了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将高达1亿4千万。这里请容笔者稍事阐述一下什么 是刘易斯拐点。工业化之初，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和工业组成。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工业，而工业的增长则由来自农业的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支撑。 充沛的农民工劳动力供应使工资成本受到长期压制，工业得以享受丰厚的利润和积累庞大的储蓄，而庞大的储蓄又能推动资本投资和扩张。当农业再也无法向工业提 供充足的劳动力时，工资成本开始螺旋上升。这时这个国家就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完全消失。

   刘易斯拐点对所有新兴国家都是严峻考验，因为在此之后的国家将再无法依赖廉价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出口为导向的国策实现快速增长了。许多国家就这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纵观全球，也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够成功逃离这份宿命。

   在 人口红利逐渐消散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只有诉诸举债投资大兴土木来发展经济，中国也不能免俗。如今中国的投资/GDP比率是48.36%，雄冠全球。这个 比率远远高于二战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纪录，其中包括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只有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5年达到了最接近中国水平 的地方--43.6%。根据惠誉的历史数据，过去这几年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都远远快于GDP。以往的经济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信贷增长率长期显著高 于GDP增长率那么这个国家极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中 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还很薄弱，没有了人口红利的发展道路也很不清晰，而且老龄化所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也很难被现有的经济模式，福利模式和金融市场所消化， 因此中央有必要努力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最近有人提出户籍制度改革是个好办法，但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太高，单一成本便在10万元左右，在地方政府深陷债务 泥沼的情况下，这笔费用谁来买单？各部门互相推诿之下，改革进展缓慢，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时候，逐步放开计划生育便是一个极好的对策，因其伤害的既得利 益较小，比较容易展开。

   但 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中国社会竞争激烈，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很高，即便放开计划生育也不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 研，76%的国人都支持计划生育，相当多的能享受“双独二胎”政策的夫妇都自愿选择生一胎。即便是眼下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需要至少半个世纪才能扭转 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想想日本经济深陷老龄化泥沼原地踏步十五年，中国再不改革人口政策将为时已晚。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陈平：薄熙来案与中国精英的生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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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薄熙来案与中国精英的生活危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薄熙来济南公审的结尾，让国内外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以为会涉及政治斗争的大案，却以惊爆家庭内乱而终。看似遥远的高官家庭生活却让我们感到 似曾相识。薄案最终如何判决，还有待法院裁定。中国司法程序的进步，是解放后历次运动和文革以来前所未有。本人先讨论薄案引发的对中国生活模式的思考。法 制问题留待以后再研讨。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外媒体有人讥讽为“低人权”增长，似乎廉价的中国产品，都是跨国公司雇佣农廉价民工的“血汗工厂”制造的。但是，我所接触 的西方企业家，谈到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原因，畏惧的却是中国企业家和官员的“工作狂”。法国的“高人权”规定，高管在法定的周末和节假日不许办公，中国 的经理24小时手机都开着。连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生前都直接禀告奥巴马总统，美国企业无法和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竞争订单。

我在国内开会或调查，从中央各部到县级政府的官员，没有几个家庭能见到担负重任的家长和妻子儿女一起吃晚饭，更别说周末度假了。美国任何级别官员的都可以 事先预约面谈，包括请总统来出席大学毕业典礼，发表讲演。我在美国留学时，我妻子的毕业典礼是老布什总统讲演，我大女儿的毕业典礼是克林顿总统讲演，我的 毕业典礼级别最低，也是众议院议长（相当中国人大常务委员长）讲演。但我回到北大任教近二十年，哪怕请位部级官员到国际会议讲演，即使事先早早挂号，也可 能在最后时刻取消，因为不知哪位首长临时有任务要官员陪同出巡。中国规定的劳动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休假制，对中国各级要员和国企的企业家，形同虚 设。所以，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是全世界最过劳的，生活最没有规律的，家庭也是最紧张的。要说廉价劳工，至今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劳工肯定比中国劳工便宜。但 是全世界各国，像中国这样勤奋的廉价官员，大概只存在于保尔-柯察金时代。所以，每逢西方拿中国腐败说事，我从来理直气壮地反驳，美国合法化的腐败比中国 的非法腐败严重得多。你对比西方高管和高官的合法收入与资产，与中国贪官的数额就知道了。

举例言之，2008年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富尔德(Richard S. Fuld, Jr.)，曾是美国金融界最牛的CEO。他在危机前两年的收入分别高达4000万和3400万美元，单单2007年的奖金就高达2200万美元。为了防范 债主的赔偿官司，他把4年前用1375万美元购得的豪宅，以100美元的价格转到妻子名下，危机后至今不受惩罚。因性丑闻官司缠身的克林顿总统，在任时打 官司的负债就高达500万美元，他的妻子希拉里要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必须在纽约居住。3口之家购买11居室的住房，价格170万美元，银行家友人麦克奥利 弗 (Terry McAuliffe)一次垫付135万美元，并由克林顿竞选总统筹款负责人个人担保信用，才铺平希拉里的直接从政道路。有那么多富豪给克林顿出钱，看中的 是克林顿的总统特权，可以在关键时刻特赦多年不得归国的经济罪犯。克林顿下台后每次讲演的酬金高达10-70万美元,下台仅12年，不仅还清债务，财产已 高达8000万美元。西方媒体对这些腐败故事津津乐道，因为在西方世界，丑闻比德行更为畅销。要在中国，谁敢如此在政治舞台上招摇至今。

但是中国官场有另一种危机。我曾经到浙江一个县调查，结果发现各局的局长没有一个任期两年以上的。查问什么原因，方知是“中国式”的反腐败，官员必须异地 任职的结果。乡镇级官员到省内其他县任职，省市级官员从省外调任。中国是农业国，家族人情关系远比西方商业和移民社会强。为了防止中国式的人情腐败，历代 采取的办法是不许在原籍任官，近年升级的办法是干部频繁调动。由于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政府机关、学校和医院和企业一样“一刀切”，不再修建福利房，各地房 价大涨，带动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大涨。我们见到的普遍情况是：有政治雄心的官员执行调令，到京沪以外的城市或者边远地区“建功立业”，而把家属子女留在大 城市陪读，扶子成龙，扶女成凤。企业家也纷纷效仿。能力小的，在省城或京沪购置房产，导致国内一线城市地价大涨。能力大的，在国外投资置产，由妻子出国陪 子女读书，自己在国内打拼。过没日没夜的“劳燕分飞”的生活。许多官员还有一条出路是婚变，与固定收入的职业妇女离异，改娶高收入的女商人，女律师，或外 企、金融界的高薪职员。有危机感的妻子，则利用丈夫的职权收取灰色收入。如此等等，皆是房改一刀切惹的祸。

后果呢？正面的当然是中国官员的拼命精神，企业家的进取心，企业的高投资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如今看来，社会代价也不低。由于外地干部普遍以招待所或 宾馆为家，中国的商务谈判从办公楼转到高级宾馆。尤其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一晚上要赴几个饭局。得心血管病、糖尿病、肝硬化以致英年早逝的干部和企业家不 断增加，到中国来经商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酒文化”叫苦不迭。国内官员和商界的家庭纠纷和腐败案件也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小蜜、二奶、到如今的大姐、老娘都 陆续加入婚外情的行列。国内腐败的方式也与时俱进，权钱交易从双轨制下的倒卖批文转为更隐秘的为子女异地读书买单。今日王立军、薄谷开来的惊天大案，启示 我们的不仅是治理腐败、推进法治的决心，更是改进中国式生活的良机，以根除中国式腐败的社会土壤。

去年5月，我应邀出席墨西哥城举行的G20峰会的预备会议。会上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在讨论就业政策的专题会上，大力推销奥巴马用教育投资促进就业的经济政 策，轮到我评论时，我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大规模进行结构改革的结果，包括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和一亿多农民工进城。推进改革的中国新一代领导 人，是被西方媒体称为“失落的一代”，也即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既敢全方位学习国外经验，同时也没有照搬西方教条，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 之路。相比之下，在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东欧前苏联的转型，不仅导致经济的大幅下降，而且美欧日自身推行的自由化政策，导致2008持续至今的金融危 机。加强教育，如果美国像中国那样学习德国的技术教育，当然会提升制造业的竞争能力。美国脱离现实的社会科学如不改革，即使注入巨资，也无助于走出今天的 困境。

我的发言引起包括美国代表在内的各国代表的高度兴趣。我回国却发现令人疑惑的困境。我在西方批评的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媒体和社会的影响却远高于亚非拉国 家。国内有钱人增加之后，出国潮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从改革初的研究生留学，到如今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留学。不仅到有奖学金的公立学校就读，还自费到昂贵 的私立学校就读。参与留学潮的不仅有新富起来的大腕，还有红色贵族。薄谷开来的贪腐案，真实起因就是送11岁的儿子就读英国的私立贵族名校哈罗中学。在国 外久住的人都知道，西方的私立名校，与其说培养人才，不如说培养精神贵族。除了少数名家点缀之外，多数学生学会的是讲排场、玩美女，而非了解天下疾苦、担 当大任。我访问过台湾多次，台湾中高级官员出身美国名校的多的是。虽然他们的举止言谈比大陆官员优雅的多，但是勇于任事的能力比大陆官员差得多。和毛泽东 当年把留苏的长子送到老农那儿再教育的前例相反，中国如今盲目崇拜西方名校的风气之下，中国当年战胜西方列强的革命传统何以长存？孟子有言：“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如果革命家的后代，不了解大众的疾苦，企业家的后代，不了解创业的艰难。老一代创业者忙于给子女留下物质而非精神财富，我怕中国的君子之泽， 三世甚至二世就斩了。薄熙来自己公开承认之过，在治家不严。我却以为作为政治家的大错，是同意妻子送幼子去英国贵族学校读书。歇业律师的收入如何能和西方 富豪比美？无非放任老婆与儿子自流而已。无论薄熙来如何解释自己不了解妻子的种种交易，但是他对美英教育实质的迷惑，却是不能推脱责任的。你既然要求干部 下乡，为何不要求家人也和你一起下乡？革命家风要紧的不是个人品行，而是政治智慧。

如今中国摸石头过河的追赶目标——美欧日——都陷于危机之中，起因就是他们的过度消费，经济虚拟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市场，发达国家萎缩，发展中国家动 荡，中国如何应对？崇拜西化的经济学家鼓吹拉动消费，继续走高收入国家的失败老路，却不知如何拉动消费。于是又有人呼吁宪政改革，福利改革，殊不知西方的 议会政治，正是鼓励短期消费，牺牲后代发展的体制温床。

我愿意借公审薄熙来之机，也来讨论中国的生活方式如何与经济结构一起从低级向高级转型。观察者网不久前推荐过复旦经济学家史正富的《超常增长》和复旦政治 学家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提出了超越西方的远景。我来补充一下如何发展中国式的防腐、中国式的教育、和中国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式的防腐，实质是把权钱交易合法化、透明化。例如把私下贿赂改为公开的政治献金，民主的一人一票，变成竞选捐款的一万甚至百万美元一票。各个利益集团 用金钱进行博弈，才有如今美欧日的政治死结。拉美和中东国家的经济学家曾经问我，中国如何防止利益集团绑架？我的回答是官员轮换，把中央的金融高管调到贫 困地区任职，或让贫困地区的干部进沿海大城市执政，他们才能有全局观和优势互补。如今，中国的干部政策应该有所改进。中国是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大国，新加 坡、香港式的“高薪养廉”，不仅财力不够，而且脱离群众。国内这几年对国企垄断的反感之风，其实源于国企高管的收入差距，向美国而非德日看齐，大大脱离中 国的国情。

我的一些建议，供大家讨论。

第一，与其把政府、军队、大学的住房都“市场化”，政府不得不付高薪让年青的干部买房租房，不如恢复住房的双轨制，保证流动性官员及其家属的住房、就业、和子女就读的合理安排。

第二，改革中国政府机构的分工责任制和工作方式，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工作的模范，也要是生活的模范。每月必须有几天时间和家人子女度过。每年的假期安排，要带子女下乡下厂，义务劳动。既锻炼身体，又联系群众。

第三，每个干部和企业家的家庭，最好能保持几个来自基层和家乡的朋友。每个城市家庭，和某些农村家庭建立经常的联系。每个大城市的大学和中学，要和一个内地省份的大学和农村中学建立友谊和交换关系。如此，才能缩小三大差别，建成和谐社会。

有人会问？我的建议会不会导致GDP增速减慢？我认为不见得。至少GDP的质量改善。何以见得？再举例为证：

美国导致制造业出走的一大原因是医疗成本高昂，占GDP的18%，是日本的2倍，韩国的近3倍。美国的肥胖病率高达33%，而韩国为8%，日本仅5%。中 国“和国际接轨”的热潮下，饮食日趋洋化。在美国医学界大力推荐中国农民粮菜为主的饮食，以防止现代病的时候；中国城市的中小学生却在推广美国的垃圾食物 和碳酸饮料，导致青少年的肥胖病大增。如果中国人改进目前的生活方式，扣除掉GDP中现代病带来的“废熵”，中国的有效GDP很快将超过美国。

如果中国官员实行轮换制度，同时带动家属的移动，必然有助于实现毛泽东时代的遗愿，即把大城市中过度集中的大医院、干休所、学校和行政机关向内地，尤其生 态良好的革命老区分散。这必然加速目前已经出现的城乡对流，使一线大城市的地价下降，二三线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地价上升。部分分流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家乡附 近照顾城市退休老人，退休干部可以在乡村学校发挥余热，减少候鸟式的农民工的长途流动，使新农村空巢老人和离亲子女，也将重回祖孙三代同堂之乐。城市学生 也能增进对大自然的了解和社区工作能力。目前农民工进城的不稳定就业和长距离移动带来是社会问题和征地矛盾也能得到缓解。大学教授和研究生迁到远郊或中小 城市的新区，摆脱高房价和挤公车的烦恼，才能专心研究、独立创新。

当然，生活作风的变化，也会引起需求结构的变化。各级官员生活正常化，加上各级领导带头坐民族品牌车，必然大幅减少进口奢侈品的暴利，连带减少高档酒店的 消费和高端房地产的投资，减少媒体高端消费品的广告，这必然提高大众消费品的质量和供应，增加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城乡就业的机会。须知，高端炫耀消 费利润虽高，但是创造就业的量少。

民生的改善，会带动大众传媒风气的改善，从而在社会层面减少腐败的温床。今年公审的两个大案，刘志军是高铁的有功之臣，薄熙来是重庆试验的创新官员，却因亲友和家庭问题陷入腐败丑闻，如此人才的坠落，实在可惜。我们在公正执法之余，是否也可以吸取教训，防范于未然呢？

中国目前和西方的差距，主要在科学、技术的差距。以我在国外三十余年的观察，实际上中国重点城市的中小学教育高于美国，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教育可与西方名 校相比。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也是中国学生的学风优于西方。如今美欧日名校名家的学生，许多是中国学生，就是明证。说什么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我以为中国的主要差距在研究生院，尤其科学与工程的人才经费有差距。但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优势不可高估。中国革命打赢内战、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将领， 都不是西方名校培养出来的。借鉴西方的理论总结提高中国经验可，用西方价值否定中国模式则不可。否则会和前苏联一样，自废武功。中国上山下乡的这代人是不 会重犯东欧的错误了，但是下一代人被西方价值观迷惑的可能很大，看看中国今日的大学和媒体的主流舆论就知道了。中国红二代和企业界的领军者，如果都学薄谷 开来把世界观未成熟的孩子送到国外读私立中学，不但学好难，而且巨大的财务负担，想要清白做人更难。

我对中国望子成龙的父母的建议是，幼年一定要在父母身边长大。父母的身教言教，才会让子女从小有健康的心态。西方如今的社会病，很大程度来源于破碎的单亲 家庭。有农村亲戚的家庭，最好让孩子的童年在农村度过，亲近大自然和乡土社会。中学大学阶段子女进城，也一定保证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和基层。研究 生和访问学者可以到国外留学。国内有条件的大学和中学，可以鼓励外籍的访问学者和兼职教员。政府和企业提拔人才，一定要看重实际工作能力，不能盲目崇拜国 外学历，尤其不能形成土秀才不如洋秀才的干部政策和教师政策。

回到薄熙来案的教训。我以为高级官员的未成年子女是否可以到国外读书，应当作为国家安全政策来研究，不能只靠官员的道德与自律。

另外，无论干部、企业家、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政府都要在政策上解决当年两地分居的问题那样，避免劳燕分飞。这可能比修建保障房更能维持社会安定。机关和 企业尤其要关注女干部和知识妇女家庭稳定的感情生活。不能把战时状态的游击作风和运动战术长期在和平时期推行。否则，我们骨干阶层的家庭大量破裂，将使美 国的单亲家庭问题再现中国，未富先乱。我们的后代必然会因家庭的分裂而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放弃中国文化的家庭传统，使中国这两代人创下的基业付之东流。

如果中国模式的自主政治，加上中国模式的超长增长，配合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中国社会一定可以超越西方社会，中国廉政一定可以超越西方宪政。建议新 领导可以学习邓小平的办法，让各个地区分散实验，比较推广。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用“城市化”或“市场化”的办法搞一刀切。薄熙来案的审判进步，确实可以 带动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In Head-Hunting, Big Data May Not Be Such a Big Deal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3/06/20/business/in-head-hunting-big-data-may-not-be-such-a-big-deal.html?_r=1&

This interview with Laszlo Bock,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people operations at Google, was conducted and condensed by Adam Br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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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GAUGING SKILLS Laszlo Bock,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people operations at Google, says some data is essentially worthless in assessing job candidates: G.P.A.'s. for instance, except for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and test scores.

Q. How is Big Data being used more in the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field?

A. I think there’s been a fairly recent confluence of the ability to crunch lots of data at fairly low cost,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that support new businesses in this field, and changes in what people expect. Leadership is a perennially difficult, immeasurable problem, so suddenly people are saying, “Maybe I can measure some piece of it.”

Part of the challenge with leadership is that it’s very driven by gut instinct in most cases — and even worse, everyone thinks they’re really good at it. The reality is that very few people are.

Years ago, we did a study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one at Google is particularly good at hiring. We looked at tens of thousands of interviews, and everyone who had done the interviews and what they scored the candidate, and how that person ultimately performed in their job. We found zero relationship. It’s a complete random mess, except for one guy who was highly predictive because he only interviewed people for a very specialized area, where he happened to be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 

Q. What else has Google done in this field?

A. I have to preface the answer by saying that when we look at any data related to our people, we treat the data with great respect. Typically, we give people an option to participate in anything either confidentially or anonymously. The lesson for anyone looking at this space is that you need to construct this really powerful tent of trust in the people gathering the data and how they use it.

We’ve done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to figure out how many job candidates we should be interviewing for each position, who are better interviewers than others and what kind of attributes tend to predict success at Google. On the leadership side, we’re looking at what makes people successful leaders and how can we cultivate that.

We’re also observing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have found that the average team size of any group at Google is about six people.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ich teams perform well and which don’t. Is it because of the type of people? Is it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Is it because of how they work together? Is there something in the dynamic? We don’t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discover. 

Q. Other insights from the studies you’ve already done?

A. On the hiring side, we found that brainteasers are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How many golf balls can you fit into an airplane? How many gas stations in Manhattan?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They don’t predict anything. They serve primarily to make the interviewer feel smart.

Instead, what works well are structured behavioral interviews, where you have a consistent rubric for how you assess people, rather than having each interviewer just make stuff up.

Behavioral interviewing also works — where you’re not giving someone a hypothetical, but you’re starting with a question like,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time when you solved an analytically difficult problem.”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behavioral interview is that when you ask somebody to speak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you drill into that, you get two kinds of information. One is you get to see how they actually interacted in a real-world situation, and the valuable “meta” information you get about the candidate is a sense of what they consider to be difficult.

On the leadership side, we’ve found that leadership is a more ambiguous and amorphous set of characteristics than the work we did on the attributes of good management, which are more of a checklist and actionable.

We found that, for leaders,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know you are consistent and fair in how you think about making decisions and that there’s an element of predictability. If a leader is consistent, people on their teams experience tremendous freedom, because then they know that within certain parameters, they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If your manager is all over the place, you’re never going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and you’re going to experience it as very restrictive. 

Q. Other examples? 

A. Twice a year, anybody who has a manager is surveyed on the manager’s qualities. We call it an upward feedback survey. We collect data for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who’s a manager on how well they’re doing on anywhere between 12 and 18 different factors. We then share that with the manager, and we track improvement across the whole company.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e’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people management at Google, measured by how happy people are with their managers.

We’ve actually made it harder to be a bad manager. If you go back to somebody and say, “Look, you’re an eighth-percentile people manager at Google. This is what people say.” They might say, “Well, you know, I’m actually better than that.” And then I’ll say, “That’s how you feel. But these are the facts that people are reporting about how they experience you.”

You don’t actually have to do that much more. Because for most people, just knowing that information causes them to change their conduct.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is giving people the facts, and getting them to understand that their own decision-making is not perfect. And that in itself causes them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Q. What are some things that the managers are ranked on?

A. Some of them are very straightforward — the manager treats me with respect, the manager gives me clear goals, the manager shares information, the manager treats the entire team fairly. These are fundamental things that turn out to be really important in making people feel excited and happy and wanting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Q. Other insights from the data you’ve gathered about Google employees?

A. One of the things we’ve seen from all our data crunching is that G.P.A.’s are worthless as a criteria for hiring, and test scores are worthless — no correlation at all except for brand-new college grads, where there’s a slight correlation. Google famously used to ask everyone for a transcript and G.P.A.’s and test scores, but we don’t anymore, unless you’re just a few years out of school. We found that they don’t predict anything.

What’s interesting is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out any college education at Google has increased over time as well. So we have teams where you have 14 percent of the team made up of people who’ve never gone to college. 

Q. Can you elaborate a bit more on the lack of correlation?

A. After two or three years, your ability to perform at Google is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how you performed when you were in school, because the skills you required in college are very different. You’re also fundamentally a different person. You learn and grow, you think about things differentl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I think academic environments are artificial environments. People who succeed there are sort of finely trained, they’re conditioned to succeed in that environment. One of my own frustrations when I was in college and grad school is that you knew the professor was looking for a specific answer. You could figure that out, but it’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solve problems where there isn’t an obvious answer. You want people who like figuring out stuff where there is no obvious answer. 

Q. Any crystal-ball thoughts about how Big Data will be used in the future?

A. When you start doing studies in these areas, Big Data — when applied to leadership —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to uncover the 10 universal things we should all be doing. But there are also things that are specifically true only about your organization, and the people you have and the unique situation you’re in at that point in time. I think this will be a constraint to how big the data can get because it will always require an element of human insight.

In terms of leadership, success is very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 What works at Google or G.E. or Goldman Sachs is not going to be the right answer for everyone. I don’t think you’ll ever replace human judgment and human inspiration and creativity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need to be asking questions like, O.K., the system says this. Is this really what we want to do? Is that the right thing?

 

六四以来中国为何不乱

http://bbs.wenxuecity.com/64/32502.html

 

六四以来中国为何不乱？

 

　　19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政局相当稳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最稳定的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大的社 会动乱，大的政治抗议，大的暴力冲突；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大规模的对抗，以及权力集团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稳定的政局为中国 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许多人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共的历史经验以为中国摆脱不了3年一小乱5年一中乱10年一大乱的“规律”，许 多人总是担心中国出事，毁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大好局面；另一些人是等着中国出事，盼望中国早一天“崩溃”。然而20几年来，中国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是中国政局却相当稳定，过去似乎很灵验的“规律”不灵了，许多人虽不免仍然有很多担心，但是一些人恐怕是不能不失望了。如果我 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对中国20几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局势有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的基本要素有三条：一、统治精英内部无重大分歧；二、统治精英不断顺应社会的发展进行自我调 整；三、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无重大不满。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1990年代以来，政局保持了稳定。如果其中一个或多个条件不具备，政局就无法保持稳 定，中国近代以来以及和中国类似的多个国家的政局动荡都是因为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问题而造成的。

　　首先，在第一个条件方面，有很多历史经验。1950年代中期席卷中国、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统治精英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斯大林的死亡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严厉指控撕裂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统治精英，统治精英分裂引发剧烈的社会政治动乱。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动乱是统治精英内部存在重大分歧所造成的，1978年以前精英的重大分歧在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1978年至1991年，统治精英的重大分歧在于是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的经济制度还是以市场经济为根本的经济制度。

　　统治精英内部一旦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政治局势必然动荡不止。1992年中共统一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共识以后，中国的统 治精英在相当长时期内已经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分歧。所存在的不同意见只是在速度、方法、切入点、时机这些技术性的事务上，这些分歧比较容易弥合，不 致于引起政治动乱。

　　在战略性、根本性问题上无分歧条件下的权力分配，虽然有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已经可以通过妥协、交换、磋商来解决，而不需要你 死我活才能解决。事实上，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权力分配过程已经温和很多，退出权力核心的精英仍然很有尊严，而不像过去一样，失去权力就是失去尊 严，甚至失去生命。西方国家给退出权力核心的精英舒适的生活，给各政治党派无论在朝在野一定的经费补足（比如以得票率为基准），实际上就是避免赢家通吃、 输者全输，缓和斗争的残酷性，避免激化斗争导致政治动荡。中国大陆在19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在实质意义上与西方类似的安排，只不过这种安排还未完全程序 化和制度化而已，个别时候个别案例不免脱离轨道。

　　其次，在第二个条件方面，如果统治精英是统一的，但是不回应社会的需求，政治动乱将不可避免。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国内环境 的变化，社会的需求会发生变化，统一的统治精英可能顺应也可能镇压社会的新需求，晚清动乱的基本构成是统治精英跟不上社会要求政治变革的需求，蒋介石时期 动乱的基本构成是统治精英不能有效回应中下阶层的发展需求。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统治精英基本能够顺应社会的需求，即使顺应需求对原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有所冲击也勇敢推进，比 如19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精英内部虽然也有人试图抑制这种趋势，但是绝大多数精英很快就认可了这种趋势。比如引入人权 保障机制，这个机制还非常粗糙，但是能够建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也是回应了社会的新需求。类似的顺应社会新需求而引入统治精英过去所不熟悉甚至极 力抵制的机制、体制以及制度还有不少。这些尝试和努力不断转化、缓和、消化矛盾，逐渐拆除引发政治动乱的动能。

　　再次，在第三个条件方面，如果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集团有重大不满，动乱也不可避免。这种重大不满一般是由国家经济衰退或出现 巨大的通货膨胀所刺激。1970年代末一直到1989年东欧若干国家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最重要的原因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经济陷 入长期的衰退。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社会动荡，很大的原因也是一场几乎40年来所未见的通货膨胀席卷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安和不满。

　　即使在所谓民主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也是政权更替的最重大原因，1989年以后苏东欧国家，独 立以后的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以后的西欧北美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民主不民主的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国家，广泛的社会不满所导致的政权更替被制度化、和 平化，因而引发的社会纷乱规模较小，相对平和，或完全和平。而不民主国家，往往要造成大动乱、暴力，最后以纳粹政权、军事政变、独裁专制收场。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虽然当中也有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经济成长是全面的、普遍的、快速 的，只不过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所经历的发展速度不完全一样而已。有了这样的经济成长，社会大众就不会对统治精英有重大的不满，从而保障了社会政治的稳 定。

　　展望未来，这三个条件仍然存在出现问题的可能。统治精英有可能在建设民主的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当然在短期内，民主可能还不 会成为中国的最重要课题，但是不可能永远不成为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一旦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第一条，精英是否保持基本一致，需要观察。其次， 精英顺应社会需求的速度是否跟上社会的需求的快速提升，虽然目前的精英已经表现了巨大的弹性，但是回顾1911年肃亲王对在押的汪精卫的对话仍然是有意义 的，肃亲王说，你的主张我们不都在做吗？汪精卫说，我们等不及了，也就是说，统治精英顺应社会需求的改革速度也非常重要，改革速度不能过分落后于社会的需 求，否则会引发对抗和动乱。再次，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在多长时间能够保持目前良好的状态，国内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行政的大量、随意的干预，市场的严重分 割，巨额的不良资产，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严重的吏治腐败等等都是经济持续成长的阻碍因素，国际上的变化更是不可预测和控制，国内国际的因素一旦发酵而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阻挡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社会大众将爆发大规模的不满。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表现出来的弹性以及中共在1949年前曾经表现过的弹性来看，争取这三个条件不出问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国内国际有智慧的人们应该努力工作，为这三个条件不出现问题作出贡献，最后的成果如何，当然要看上帝是否终于愿意放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把，让他们过上 安定的日子。

　　本文作者赖海榕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