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onto aera

From BananaHunter:

 

Scarborough = The OS that DD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fVmKW1_Kmw) Runs on

Brampton = It's not an O/S, it's actually that whak a mole game and it's operated through a mallet that smells of curry.

Central Toronto = Windows. Flashy and famous. Exciting and full of life. Everyone wants to play. Everyone wants to play, but it's going to cost you in money for expensive upgrades and protections from the various viruses (criminals, panhandlers) that are constantly going around.

North York = Mac OS X. Shiny and expensive, it's where the hip and fashionable play. The first Apple store in Canada was in Yorkdale Mall, btw.

Markham/Richmond Hill/Vaughn = Windows XP, Chinese language pirate version.

Newmarket = Sorry, I don't know where Newmarket is located. I guess that makes it OS/2 Warp?

Mississauga = Linux. Boring, efficient, reliable. Few entertainment options. Pretty useless unless you have a means to get onto the wider network (i.e. a car to get to the other end of the big box plaza!)

Pickering/Ajax = Xandros (Eee PC), to get anything real done, you have to boot up your Windows machine. :lol:

Oshawa = Same as previous.

Burlington/Oakville = That program they ran on the Consumers Distributing Kiosks.

转）：汉殇（跪着的中国人）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 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 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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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 当今中国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国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 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引子

 

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 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 （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 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 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不过这个说法存 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 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 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品。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 很像一门外语。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监听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莆田话，那是完 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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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这种说法虽然是中国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 起推敲。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 发音。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事实上他们和汉语的差别并不比客家话和普通话的差别 来的大。韩国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 果，这样中国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 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 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国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不过，鉴于中国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 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国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 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 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国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 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国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国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 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那么 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满蒙贵族说的话。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人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人说的汉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 （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区黑 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 通话。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 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 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 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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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第一届民 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国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 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 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国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 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国语音的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 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 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 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 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 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 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 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国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 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 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而是与吴语类似，确切地说明代的北京话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 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 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 达能力大幅下降。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 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满式汉语）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但南京话直到 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 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强暴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 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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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 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自己那土 里土气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游牧民族的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 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 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经常不押韵，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 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 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说到底，从政治上讲，普通话是最正确的语音；从文化上讲，普通话是最垃圾的语言。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哪怕你认为自己的 发音再土，再羞于见人，都比普通话要更具底蕴。中国目前一方面在大力拯救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汉语区内却罢黜方言独尊京腔。这一看似怪诞的政策本 质上是清以降对汉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摧毁性打击的延续。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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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汉服的伤逝

 

 

判断一个人，不外乎远观其形，近闻其音。一个黄种人穿着和服，他是日本人；头上插满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着长袍马褂？只能说他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严格意义上并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尴尬：汉族或满族，没法再分了。

 

有个笑话，说中国5

6个民族大联欢，各个少数民族都穿着自己的民族盛装，只有汉族代表着西装打领带尴尬地站在前面。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例外。汉族的民族服装被清灭掉，随之一起毁灭的是汉族的民族性。

 

有人会问：服装算什么，不就遮寒蔽体嘛，上升到民族性至于吗？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本身就已暴露出汉民族性的丢失。衣冠对 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头等重要。汉族古称华夏族，为什么叫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华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礼仪之邦”。衣冠在 中国古代象征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那是文明的标记。永嘉之乱时，晋元帝率中原汉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迁。中国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 见尸，友人将他生前的衣冠埋于地下，称“衣冠冢”。可见衣冠在中国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个人。唐太宗著名的镜子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我们形容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叫“衣冠禽兽”。衣冠在中国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现在的中国还有衣冠吗？

 

我母亲曾经参加很多中国老年人都去过的“美西游”，导游是个老广东，移居美国多年，颇看不起大陆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一 眼就能从大街上分辨出谁是大陆来的，谁是港台来的。我母亲颇为诧异，问你怎么看？那时远处正好有一个国际性会议散会，导游指着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说：她肯 定是大陆来的。你看她嫌冷就应该穿长裤，没人说她；她里面一条棉毛裤（过膝的棉毛半截裤），外面一个短裙，这样的打扮，除了大陆人，谁敢穿出来？我母亲听 后，颇为汗颜，想反驳都不行。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衣着的邋遢和bad taste，和男子国足的声名有的一拼，我们不但汉服丢了，连最基本的审美也丢了，现在的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冕服礼仪之邦”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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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汉服，我们丢得真是很彻底。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装大剧《敦煌》，中日剧组各设计出一套北宋服装，结果大相径 庭。中方说日方设计得像和服，日方说你们设计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饰，双方都不服气，只好去找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日方设计的更象宋服，让中方很丢 脸。汉服从先秦到明，式样没有大的改动，一直都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堪称全世界最洒脱飘逸的服装。但现在继承下汉服的却是和服和韩服， 中国的汉服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发易服”是汉服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国就搞过这一手，原因说起来倒不得不佩 服他们的深谋远虑。女真人征服辽国后，亲眼目睹饱受奴役的汉人和渤海人对亡国契丹人的报复性屠杀。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 后人分不出谁是女真，谁是汉人。虽然汉服比女真的服装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拢的道理，于是定下让汉人“剃发易服”的政策，把汉人变成女真。不 剃头的后果很严重，就是掉头。不过当时还有南宋，“剃发易服”导致汉人南逃，因此这一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金朝结束时，反而是大量女真汉化，剩 下的那些拖着长辫子的女真毫无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汉人的报复。

 

不过汉文明被北方蛮族毁灭似乎是历史的宿命，正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四百年后，当两条辫子的女真演变为一条 辫子的满人再次崛起时，努尔哈赤重新祭起“剃发易服”的法宝，原因与他的祖先一样，将汉人同化。那时候东北的满汉之争已经形同水火，后金是奴隶制，汉人被 剥夺土地沦为农奴，对满人恨之入骨。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甚至不许满人单独上街，不许满人买汉人的肉，喝汉人的水，怕被害死，于是将汉人满化成为后金政 策的重中之重。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杀光。事实上满清入关时，关外的汉族百姓已经被杀得所剩无几。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满人虽然在关外坏事干绝，但当时信息不流通，关内的老百姓并不知晓满人的暴行。满清入关时明朝已 亡，中原汉民饱受战乱之苦，满清是唯一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政策上又轻徭薄赋迅速获得中原民心。最关键的是，南宋的历史没有重演，南明没有出一个赵构那样 有点头脑的皇帝，而是腐败无能很快土崩瓦解。清“扬州十日”后，南京投降，满清并未屠城，以此为榜样，江南大部分地区顺势归降，满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半 个中国。这时候，缺乏汉族正统政权的肘挚，满清终于肆无忌惮地迈开毁灭汉民特性的步伐。“剃发易服”的政策掀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腥风血雨，剃 发与反剃发的斗争爆发了，归降不久的江南成为斗争的中心。

 

江南从“衣冠南渡”开始，就成为汉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难所和发源地。南朝政权的屹立不倒使汉文明在江南生根发芽，并由于竞 争和示范性作用，最终迫使北魏鲜卑人汉化（还有其他原因，以后再叙），否则华夏文明在五胡乱华就结束了，哪里会有隋唐？同样，北宋使辽部分汉化，南宋使女 真部分汉化。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断断续续甚至长期被游牧民族占领，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却只在元朝受过异族统治，而元朝末年，这块地方又最早脱离 蒙古人的控制成为“驱除鞑虏”的中心。当朱元璋把皖江浙连成一片，建立明朝后，挥师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江南使得中国的汉文明从晋到明得 以延续，然而当北方蛮族再次一统天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江南人民只能用鲜血去捍卫汉文明最后的尊严。江南的反剃发斗争最著名的要数“江阴十日”和 “嘉定三屠”，一个在江，一个在浙。

 

满人入关原本太平无事，多尔衮在刚入关时贴下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于是兵至江南时，很多地方甚至“结彩 于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稳，多尔衮翻脸发布“剃头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 行屠戮”。江阴收到剃头令后，秀才许用等在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率众百姓将县令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江阴 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万余，有6.7万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惨绝人寰连杀10天，死于清兵屠刀下者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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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初次来到嘉定时，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但清下达剃发令后，嘉定总兵吴志葵起兵逐走清廷县令，占据了城市。清将李成栋 开始镇压，以大炮攻城，城破后，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嘉定第一屠。李成栋离开后，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嘉定。于是清军再次前来镇压，城破后对乡兵进 行残酷屠杀；是为嘉定第二屠。后来，嘉定绿营把总吴之藩起义，不久被镇压。嘉定再遭浩劫；是为嘉定第三屠。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嘉定成为人家地狱，死亡 人数估计在5-20万人之间。李成栋率部在江阴嘉定一带奸淫烧杀抢掠屠戮，事后因此“赫赫功绩”，被提拔为江南巡抚。

 

江南虽惨，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抗清比江南还要惨烈，那就是四川。清军入川在剃头令之后，四川从开始对清军就殊死抵抗，抗清 十余年最终被杀成无人区，蜀人绝种。不过无耻的满清征服者哪里会承认如此暴行？于是康熙小儿将屠尽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脑儿扣到张献忠头上（反正张也不是什么 好东西），还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的故事。清廷一边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庞大移民活动，一边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对满清的四川解放运动感恩戴德。现在的四川人 都是清初移民的后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四川话属北方话系的原因。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命相抗？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女真人为什么留 辫子？实际上辫子是马上民族的一个特点，从西藏到东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留辫子的习惯。原因在于骑马是一种剧烈运动，头发容易松散遮挡视线， 因此扎成辫子就少了这个后顾之忧。汉族老百姓不骑马，自然不需要留辫子，汉族骑马的多为军人，有头盔或紧扣下颌的帽子固定发髻，亦无需留辫。因此，从远古 汉服发髻形成以来，辫子就被视为蛮夷的标记之一。不过虽然很多民族留辫子，此辫子和彼辫子却大不相同，女真人的变态之处在于不仅留辫，还要剃光头，发式不 仅仅是难看，而是难看到超出正常人审丑所能忍受的极限。

 

现在清宫剧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辫是清后期已经被汉人逐渐改良过的辫子，剃掉前半部的头发，留下后半部的梳一条大 辫子，俗称“半拉儿瓢”。即便如此，这种恶心的东西依然被西方人蔑为pigtail，更何况清初的“金钱鼠尾”。从金国到清朝中期，标准发式都是剃掉几乎 所有头发，只留屁大一点儿头发扎成细溜溜老鼠尾巴那样的小辫子。清军入关后检查剃发令的效果时，曾用“顺治通宝”铜钱做测量仪器，辫子能穿过铜钱方口的， 才算合格，可见辫子之细。这种偌大一个光头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发式简直就是令人作呕，即便换到今天强迫我剃，留发还是留头依然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 何况那时候的汉人。

 

当然，汉人抵制剃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经》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汉人而言，剃 发等同变相的阉割。不过，满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汉人像太监一样听话。女真原本是奴隶制，因此满人入关后不要臣民，只要奴隶，“剃发易服”就是赤裸 裸的奴隶调教，不想做奴隶的杀无赦。

 

另外，华夏是冕服礼仪之邦，冕在汉服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头发没有了，原本戴在发髻上的冕也没有了，只能戴满人的瓜皮 帽。上面瓜皮帽，下面长袍马褂，后面脱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面子的汉族人有幸以历史上最丑陋的形象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这个丑陋的形象被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像 永远记录在地球人的脑海中。而这个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们的清宫剧里重复着，宣扬什么呢，要中国人永远做奴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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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清宫剧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辫来演绎清初的历史，我在电视上从未见过“金钱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编导们的无知，还是刻意为多尔衮们美化。国人至今还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历史之中，可见满清洗脑的成功。

 

话说回来，清初男人的头剃了，衣变了，女人呢？女子服饰由于激烈的反剃发运动被满清网开一面，男从女不从，因此明朝的女 仕服被保留下来。但形势比人强，明朝的汉服是中国历朝登峰造极之作，无论式样还是文化内蕴都无可挑剔，男着丑陋的满服，女着雍容华贵的汉服，这样戏剧性的 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学的规则。满服不能变，只能变汉服。清中叶开始，女装逐渐异化，向满服靠拢，只有宽大的衣袖还保留着些许汉家衣冠的影子。汉服的行云流 水、飘逸自如最终演化成为繁琐和细碎。

 

独领寰球两千年的汉文明就此陨落。

 

第三节、从华夏到饕餮

 

中国历史有不同的算法，假如仅仅指国家，那么上迄传说中的夏朝，下至民国和中共；假如指中华历史或者华夏文明的历史，那 么上迄炎黄，下至1645年（顺治二年）“剃发易服”就结束了。现在的汉族是汉朝以后的称谓，从黄帝到汉朝，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原意赤色，周尚 赤，行周礼的地方叫作华，后衍生指华服即汉服；夏的意思是雅、正、大，主要指礼仪之大。清以后的中国一无汉服二无礼仪，哪里还配称华夏？现在东亚一块，有 点像华夏的倒是日本，既有源自汉服的和服，穿洋装也比较考究，还有鞠躬、正坐、茶道等一大堆礼仪，而且日本是全世界公认最清洁守秩序的民族。日本从中国贩 去的那么些行头现在充老大了，在海外只听说看不起中国人，没听说看不起日本人的。中国这个东亚的文明之源，被满清两个半世纪的奴役彻底整残整废，连祖宗都 不认识。现在最开心的莫过日本，终于有机会翻身做人，把改头换面的华夏文明说成日本文化向全世界包括中国推销。中国人傻子似的还在那哈日哈韩，殊不知哈的 都是自己祖宗的东西。

 

近期网上看到的两件事情让我惊诧不已。首先是一篇报道，说国内部分年轻人重穿汉服练习礼仪，并配发一张某女孩身着汉服的 照片。这绝对是让人振奋的消息，可接下去网友的评论却让我大跌眼镜。有的说：“这哪里是汉服，明明是翻版的和服嘛！”还有的说：“唐装旗袍已经是中华传 统，标新立异搞什么汉服？”众所周知，和服是汉服的翻版，现代中国人怎么会把版权毫不吝啬地让给日本人，说汉服是抄袭和服的？把满人的马褂叫做唐装更是一 件荒唐事，唐朝虽然“胡风大渐”，那也仅仅是在汉统的基础上文化多元而已，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所谓的“唐装”去羞辱大唐的祖先？马褂旗袍是汉人被奴役 最恰如其缝的象征，何时成为中华传统？中华传统就是当奴隶？汉人穿汉服天经地义，为何在今人的眼中会变成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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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是一则新闻，说今年年度电脑

新创意大赛的前三名得主都是华裔，大奖作品的构思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并附获奖作品的照片。大奖作品是一副筷子形状的鼠 标，显示器兼主机平放在台面上象一把古琴或古筝。出人意料的是，这款美奂美伦的作品引来众多网民的非议，焦点集中在那双筷子形状的鼠标上。有的说：“这哪 里是中国元素，明明是日本元素！”有的说：“这双筷子一看就是夹日本饭团的，中国人才不用这样的东西。”我为此盯着那双筷子瞧了半天，也没看出它和我每天 吃饭用的家什有多大差别，为什么说它是日本元素？日本的筷子不大都从中国进口的吗？难道因为那双筷子做得精美雅致就非说它是日本元素？中国元素就应该粗制 滥造？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韩国人鸠占鹊巢老把中国的历史占为己有。中国人自己都不认自己的传统，韩国人还不紧巴巴地跑来捡吗？

 

网上有评论说：“日本继承了唐朝文化，韩国继承了明朝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却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这句话说得虽然 不够准确，意思却差不多。日本的和服很多人认为起源于唐朝服饰，事实上是来自三国时期的东吴，至今不少卖和服的商店依然写着“吴服屋”；最早传入日本的汉 语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吴音。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如此痴迷于《三国》，魏蜀吴的吴就是日本最早接受的中国文化。韩国的韩服倒的确来自明朝服饰。日韩两 国自古一直都在吸收中国文明，但历朝历代对两国现状影响最大的当推明朝。日韩的国民象明人一样男尊女卑、秩序森严、精忠爱国、封闭而进取、血性刚烈、知耻 善勇等等。当然，岛国的特性使他们还具有明人没有的偏狭和占有欲。日本和韩国从风俗礼仪到社会结构都极为相似，非说日本象大唐，实在扯得太远。

 

与日韩相比，现代的中国人确实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不过鞑靼和满人严格说来算两个概念，鞑靼是蒙古人的别称，清末把满 人也包进去统称“鞑虏”。中国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已完全胡化，我们将游牧民族的自由散漫，恃强凌弱，急功近利，漠视文明（知识产权），粗制滥造，糟踏 环境，草菅人命等等恶习发挥到极致。现在的中国人哪里还有一点点“汉”的影子。看来我们再填履历表的时候民族一项应该写为“胡汉”。我们没有继承华夏文明 的一零半点优秀品质，但至少可以不从称谓上再羞辱祖先。

 

如今中日韩三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日本的态度是继承继承再继承，韩国的态度是占有占有再占有，中国的态 度则是抛弃抛弃再抛弃。孔子在中国被彻底打倒，至少官方对马克思的尊敬要远远高过孔子，然而韩国人把孔子认祖归宗后，国人又忿忿不平起来，虽然没人真把孔 子当回事。理学在中国是封建礼教的代名词，国人视之如过街老鼠，殊不知明朝的理学（阳明学）恰恰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石之一，几百年后日本甚至用儒家思想 武装起来的武士道屠戮被满清改造成鸭子的中国人，历史就是如此的荒诞和残酷。我们坐拥全人类最丰富的文明史，却象美国黑人那样成为无根的民族。现在的中国 人言必谈欧美，货必购日韩，没有自尊，没有文化，华人仿佛一个被抽掉脊梁骨的族类。

 

是的，华夏文明已经终结，至少在中国已经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印象里东亚文化比较学专家金文学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最热闹的是老虎机房，韩国最热闹的是天主教堂，中国最热闹的是饭店。此言一语中的，现代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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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以美食著称的国家有两个：法兰西和中国。但美食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不一样。饮食仅仅是法兰西文化的一部分，法国 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执欧洲文化之牛耳，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战争与和平》里俄罗斯贵族在社交场合说的都是法语。饮食于现代中国却几乎是文化的 全部。亲人重逢，同学聚会第一件事都是吃；通长途电话父母最关心的总是：“吃得怎么样？”并一遍遍叮嘱：“什么都能省，吃不能省！”中国有全世界种类最多 的保健品；中国人吃的东西包罗万象， “两条腿的爹娘不吃，四条腿的板凳不吃”，吃上瘾能把境内的野生动物吃得濒临绝种；我们的子弟兵可以没有钱训练，但不能没有钱请领导吃饭；我们的某些县 （乡）政府打白条吃喝一年能欠数十万的债务；我从国内新来的同事会冲着美国人问：“Did you have lunch?” 所里一个美国教授到中国讲学，归来后从此饭桌上看见中国人就来一句“ganbei（干杯）”，那是他在中国学到的仅有的几个单词之一；中国人贪吃贪到美 国，北美的华人教会都知道靠免费餐来招揽教友。中国人在北美开业，从中餐馆、寿司店一直开到黎巴嫩餐厅，集世界饮食为一体。我们除了吃，还剩下什么？

 

描述现代的中国文化，最恰当的词莫过于饕餮。中国现在有一部分人自称老饕，老饕的境界就是爱吃、会吃、敢吃、吃得起。当 中国人个个都变成饕餮之徒，整天想着口腹之欲，昔日的礼仪文明早已雨打飘零。如今的中国人是一个不知排队为何物，只知由着性子吸烟、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的 蛮夷种族，与“华夏”二字谬以千里。也许我们应该象“胡汉”那样更名为“中食民族”或者“中饕民族”，这样的称呼比“中华”要贴切得多。

 

中国为什么会沦落至斯？还是来看历史吧。有人说现代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民族，海峡两岸各将一根绳子套在对方的脖子 上，绳子的另一端牵在美国人的手中。怎么办？“读史能使人明智”！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谁用正确的方法研读它，谁就能获得这笔智慧，无论是我们还是 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到做人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用它来让我们再次变回奴隶。

 

我们该象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贤那样重温昔日的辉煌，找寻我们遗忘已久的文明和尊严。让该荣耀的归于荣耀，让该耻辱的永远耻辱！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第一章 宋——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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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公元1279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今广东江门市的崖门爆发了。

 

宋20万人，战船千艘；元2万人，战船50艘。

 

宋人数虽多，却只有当落水狗被穷追猛打的命。此前宋已丢失全部陆地，宋的最后力量都囤积在崖门这个海湾里。宋太傅张世杰 命部下用绳索将千余艘船一字形连成一线，等着元军进攻。“铁索连船”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发明，水战讲究灵活机动，把船固定成“陆地”，变机动为被动， 焉有不败之理？从三国到明，“铁索连船”几乎成为全军覆没的代名词，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然，张世杰比曹操到底还是长进一些，元军一上来就用火攻，无奈宋船皆涂泥，并有长木阻挡，火攻不奏效，于是元军封锁海湾。十余日后，宋军水尽粮绝，士兵汲海水解渴，结果脸部浮肿，大量呕吐，胜负的天平已经无法逆转地倾向元军。

 

二月六日，元军发动总攻，以布遮盖的船楼冒着矢雨驶向宋船，元兵背负盾牌俯伏在船内，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战。元军系北方士兵，原本大都晕船，可是宋船被绳索连为一体，极为平稳，登上宋船的元军如履平地大开杀戒，宋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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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代皇帝赵昺刚满八岁，他在船队的最中央见此情景吓得哇哇大哭。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 然后据传他对赵昺说了这样一句话：“皇上，德祐皇帝已受尽侮辱，您不可受辱啊！眼看国家就要灭亡，皇上还是以身殉国吧！”接着含泪将宋室玉玺栓在赵昺身 上，背起赵昺跳海而死。

 

此时文天祥已经被俘，被元将张弘范押至崖山，张弘范屡次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理，依然相逼，文天祥遂作《过零丁洋》为答复，张看后劝降一事不再提起。

 

崖山海战，文天祥作为战俘在元船上目睹全过程。当他看到宋军大败，宋室后宫及大臣纷纷跳海自尽时，悲痛欲绝，死志早定。 随后文天祥在狱中度过四年时间，这期间有各色人物对文劝降，甚至还收到他女儿的信，告诉他她们姐妹二人和母亲都在宫中为奴，十分凄惨，文天祥痛哭之后依然 不为所动。最终，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那时候宋朝早亡，这么大面子的事要放到今天中国人，早巴巴地改姓了。但那时的中国人显然不懂什么叫“曲线救 国”，“成王败寇”也没多少市场，投降的人虽然有所谓的荣华富贵，依然自觉耻辱。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文天祥上刑场，对狱卒说：“吾事毕矣。”向南方拜后，从容就义。数日后，他妻子前来收尸，在其衣带中发现遗诗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崖山海战，赵昺的母亲杨太后在张世杰的护卫下逃出元军包围。海战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出海面，杨太后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后，亦跳海自尽。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张世杰在瓢泼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

 

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亡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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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灭亡算来也不意外，两个多世纪前的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就已在其著名的《梅花诗》里预言到赵宋王朝毙于海上的末日：“三 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综观宋三百年历史，真可谓窝囊到极点，但宋死得却轰轰烈烈，这一点是宋与清最大的区别。宋在亡国的那一刻，才显出这个王 朝姗姗来迟的血性和尊严。

 

那个陆秀夫遗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宋倒数第三任皇帝），其实算不得受尽侮辱。德祐降元时只有五岁（三年前被谢太 皇太后抱着出临安城投降），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德祐的一生颇为传奇，他19岁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为高僧。当他年长知晓当年荣辱写诗怀古后，被元赐 死。

 

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宋的灭亡被后世称作：“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句话念起来有点不爽。元清不算中国也就罢了，凭什么明也不算中国？

 

其实算不算中国要看指标的。明虽然是华夏文明最后的璀璨，但已被蒙元搞得有点串味，以某些指标衡量，明确实不大像中国，至少不是汉唐意义上的中国。这些指标里排名第一的就是“跪”。

Neighbour Charles Ramsey called a hero for helping 3 Ohio women escape

杜拉拉”后传：第一代外企白领遭遇中年尴尬

2013年05月02日 08:52:43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
    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 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 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 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 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Stella感慨万千。
    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 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 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 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 ；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 ；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 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 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 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 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爱尔兰、英国、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 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 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相比Stella始终对外企有一份情结，David则属于已经把这个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种人。
    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 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都说他是下一任统领大中华区数百亿人民币业务的总裁的不二人选，升职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雾霾天的影响，PM2.5指数不时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阴郁。
    周五早上9点，他例行到公司冲上一杯咖啡后，打开电脑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之前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后，全球大Boss说的那句“目前形势低迷，希望大家有所准备”的话，让他预感到一丝不妙。
    果然，在刷新了几次公司邮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10点钟，David接到公司CEO的邮件，通知他负责的华北大区要给出裁员名单并进行一系列的改组措施，并且从华东空降了两个新部门主管，这一切都要在三天内完成。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同事们开始沉默等待和猜测，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原本视频会议的几间会议室已经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员工。
    David开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说辞来安慰被裁掉的下属：“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样。出行乘飞机，住高档宾馆，就是维护 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就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说白了，这些就是画皮。没有必要在这里 耗，拿着几万元赔偿，换一个更好的offer才是最明智的。”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 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最近几年公司的财报数字一年比一年难看，与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购自己再寻找下家，不如及早离去。
    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总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 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 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 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还可以向上走的“大P”
    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跨国公司的财务漏洞被暴露出来，“四大”的各类官司不断，审计和咨询业务之间的“暧昧”关系更是受到指责。Richard希望能够做到无愧于心。
    晚上9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团队仍然在挑灯夜战。Richard起身到茶水间给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这样更能够驱散睡意。他知道为了手上这家客户的上市项目，手下十几号人的团队又将度过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当40岁逼近的时候，他时常会问自己：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进入公司的第三个年头，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猎头的电话，某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企业亟须找一位财务经理，猎头暗示他，再做个两三 年晋升总监并非难事。Richard拒绝了。2007年，这家企业顺利上市，财务总监同样有着“四大”的经历。Richard说，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 敲门金砖。10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 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 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Richard说，在“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P们几乎都是外国籍，后来越来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外籍海归，接下来就 是中国台湾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现在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已经占据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国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来并不排除中国籍 合伙人可能会向那些新兴国家输出。”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 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大”也开始流行通过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渡过难 关。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经历了2009年裁员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 订单增加。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 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镀金饭碗被敲破，未必是坏事
    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针对目前外企的“40、50”现象感触颇深，他认为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 板现象”。“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因为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和以前知 识构成相对简单、按照论资排辈被社会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 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兼全球研究中心总监庞锦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中高 级管理层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能否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的经验和人脉是否对于外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难取代。对于某些专业性较高行业和职 位，‘40、50’危机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刘兴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 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我个人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之前他们犹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 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应该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有时候换个环境不是坏事。”记者 侯隽 谈佳隆 

民国时期为啥盛产“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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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 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 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 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 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 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 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 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 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 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 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 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 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 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 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 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 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 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 “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 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 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Z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 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 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 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有人却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 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 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 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 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 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 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 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 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 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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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作者的偏见， 不要说小说不能算历史， 就是真的历史也是被春秋笔法修饰过的， 即便拿录像机纪录， 也只能是镜头所及的范围， 释迦 牟尼为啥只能看到生老病死就是人间最大的苦难， 而看不到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老不了的真正人间苦难， 因为他是王子， 修炼他的佛法必须跨国柴米 油盐的门槛之后。   民国为啥盛产大师？ 今天文人笔下的民国为啥象天堂？ 因为笔是掌握在范儿手里， 他们纪录的是范儿们的真实感受。 在他们目光触 及的范围内民国就是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乐园——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 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 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   不仅如此，就连政教合一的西藏，逃往西藏女 作家的回忆也是幼时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 至于为啥 民国盛产大师的根源无外乎以下原因
 工资待遇奇高。刚开始工作的胡适教授工资月工资240块大洋，粗略估算相当于现在9600元人民币，在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要算富豪了。 但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400块，也就是超级富豪。
  知 识分子相对优越感强， 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大。 同一个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资是每月8元，虽然这个工资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资了， 可是比陈独秀的工资却低了50倍。  毛泽东的工资拿到今天相当于每月320元人民币， 虽然在北京买米总是够吃的， 但是买房确实别想。 而陈独秀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6000，可以雇佣20个仆人，买俩四合院， 还有余钱买古玩字画。 当然不能雇用今天的保姆， 工资太高而且脾气又大。
 生 活有保障， 教授工资从来不拖欠，连鲁迅这种刺头工资也不敢拖欠，只能偷偷骚扰， 原因简单， 梁漱溟不是说了吗， “别人怀宝剑， 我有笔如刀”， 文人都说官员预备队， 敢得罪老师还怕得罪学生。 土包子假装斯文， 请人写一幅“肥猪满圈”的春联挂窗户上虽说夸张， 但是军阀张作霖月薪10000块大洋请教授可是真的。
 当大师容易， 民国的大师基本上都是摇笔杆子的， 没有墨水弄点锅底灰也成。 抛开珠算不学， 花上5年时间只要不是弱智总能之乎者也， 再花5年翻历史就能弄出满脑袋的厚黑治国学， 足以把民国治理的军阀混战了。 当然，穷人家子弟应该没有十年时间去之乎者也，所以大师们多少都有些祖上阴德。  入门容易，收入稳定又受尊敬， 民国时代当然会盛产“大师”了。

让屌丝飞

让屌丝飞：从巨人广告解读草根文化

2013年04月24日 15:53   创事记 微博 作者：郑峻  

屌丝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

郑峻
　　屌丝，这个去年的网络热词，最近又大热了一把。但这一次，屌丝却正儿八经成了产品商标，登堂入室上了巨幅广告牌，还打到了美国纽约。
　　时间回到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这里从来都是人山人海。黄金地带的汤森路透大楼广告牌上，出现了一块巨幅中文广告牌。白色底板上是黑 色的中文”屌丝“，以及红色的拼音“DIAOSI”。广告上还写着“为屌丝而生”，“首款屌丝网游”等字样，这是巨人最新网游《仙侠世界》的广告。
　　当然，美国人并不明白屌丝这个中国互联网特色词语的真正含义。或许他们只是通过中文翻译看到了字面意思。所以一个星期之后，这块广告牌就因涉及 “不雅”字样而被撤下。但对营销高手巨人来说，他们希望的广告效果已经看到。这块广告本来就不是给美国人看的，而更像是屌丝一词的逆袭宣言。
　　屌丝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还要得益于国内著名导演冯小刚。今年2月底，冯小刚突然在微博痛斥屌丝一词，“称自己是草根是自嘲；称自己是屌丝那是自贱。分属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脑残群体”，“太多人自认屌丝，那是粗鄙时代病”。
　　他的这条微博很快引发了网络热议，支持反对声皆而有之。暴风影音CEO冯鑫评论说：“(屌丝)这个词很干净，它能代表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年龄段，为什么要贬低得这么一文不值？我就是要为'屌丝'正名！”而巨人网络CEO史玉柱更是回应称，“我就是真屌丝”，还宣布“已申请注册屌丝为网游商标”。这就是时代广场巨幅屌丝广告牌的来由。
　　冯小刚的电影，从《甲方乙方》开始，不乏叫好又叫座的佳作。但这番屌丝观点，却实在不敢苟同。自称草根，那实是自知；自称屌丝，那才是自嘲。草 根不弱势，屌丝也不脑残。屌丝就是诸多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他们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怎么自嘲为屌丝就惹来了骂名？
　　屌丝绝不等于粗鄙
　　顾名思义，屌丝之所以引来争议，完全是因为屌字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按照冯小刚的定义“屌丝就是JB毛”，那么应该是“屌毛”才对。但冯小刚并 不了解此词的由来。这个“丝”字是来自于对百度贴吧李毅吧粉丝的恶搞称呼，完全不是毛发的意思。何况，带有生殖器字样的很多词语，如今已经逐渐转化为不带 脏意的中性词，相信“牛逼”一词就不会惹来巨大的争议。
　　由于对互联网并不熟悉，对网络语言缺乏了解，一些传统精英保守人士没有也不愿花时间去追本溯源，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屌丝就是某处毛发的定义。或许，这可以理解为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文化沟通障碍。当然这一现象绝对不是中国特色，但凡有贵族精英的社会就有这一问题。
　　1914年，英国文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传世名剧《卖花女》(Pygmalion)上映；但其中一个台词Bloody(该死的)却引发了巨大争议。评论界铺天盖地地指责萧伯纳使用低 俗下流的词语，甚至有女演员因为不愿说此词而拒绝出演。压力之下，萧伯纳拒绝修改，因为这就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用语，反应了草根阶层的现实生活。萧伯纳出身 平民，主张艺术要反映现实生活，反对王尔德(Oscar Wilde)“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文学主张。
　　11年后，萧伯纳因为“作品的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名剧后来被数次改编为电影，也是好莱坞女神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经典电影《窈窕淑女》的原作。现在看来，Bloody一词当时的争议甚至令人可笑。在《哈利波特》电影中，主角容恩(Ron)就大量使用 “Bloody Hell”口头禅。而在最新007电影《天幕降临》(Skyfall)中，M夫人下令射击时说的也是“Take the Bloody Shot”。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国艺术作品中，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但当时同样有评论家痛斥电影使用了Damn(该死的)一词，认为这种卑劣词语会引发观众的极度反感。但令雅士们遗憾的是， 《乱世佳人》得到了全世界影迷的追捧，目前仍然是好莱坞电影票房的冠军。(按照观影人数和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目前的60亿美元)
　　曾经在种族歧视的美国，爵士乐、灵魂乐、饶舌乐都属于社会底层的黑人，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爵士(Jazz)一词的由来，广泛的一种说法是， 这曾经是二十世纪初坊间对性行为的低俗用词；将爵士乐与卖淫等行为相关联，体现出白人对黑人音乐的鄙夷与不屑。而如今，爵士乐已经相当于流行音乐中的古 典，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更是成为美国音乐的象征人物。
　　而源自于黑人社区的饶舌音乐，更是充斥着各种不雅词语和街头粗话，曾经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鄙视。但随着多元文化的逐渐融合，饶舌乐已经成为主 流音乐的一部分，艾米纳姆(Eminem)、Jay-Z、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等饶舌乐巨星风靡全球。而他们的音乐中，至今也带有诸多不雅的用词，因为这就是生活。
　　屌丝才是国家脊梁
　　那么谁是屌丝？屌丝并不是境况不堪者的蔑称，否则成千上万的网民也不会自称屌丝，屌丝文化也不会由而兴起。屌丝的真正定义是“苦逼生活的青 年”，他们出身与长相都平凡，自称“穷丑矮挫胖笨撸”，这一定义流露出浓浓的自嘲与无奈意味。换成英文，屌丝实际上就是Loser的意思。看起来，美国人 是没有找到好翻译，他们的翻译或许也带有浓浓的“节操感”。
　　回顾下屌丝一词在去年的兴起。屌丝首次登上传统媒体，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屌丝：一个字头的诞生》、《屌丝：庶民的文化胜利》等报道文章让这一 词汇得到了社会普遍关注，也让更多网民了解和接受屌丝的身份。而去年6月《新周刊》更是以封面文章《屌丝传：从精神胜利到自我矮化》，对屌丝文化对出了深 度解读。
　　新周刊对屌丝的解读是：“有人说它低俗，但网络语言从来都源于现状。它更多是一种自嘲，用自我矮化躲避崇高：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世界观；有点 阿Q，但并非沉沦，而是退回到内部世界，与这个社会和解”。“你追名逐利，我自狂狷；你要做人上人，我安贫乐道；你有你的实力，我有我的精神胜利法；你追 求崇高，我躲避崇高；你要你的成功，我要我的快乐”。
　　这个定义明确标示出了屌丝的心理定位。典型屌丝的一天又是怎样？每天早上出门，在路边摊匆匆买个包子或煎饼，为了准点打卡不被扣钱，奋不顾身挤 进“能把人变成照片”的地铁与公交车，开始一天10个小时的辛勤工作。虽然售票员总是说里面空着呢，但往往拥挤得连手都抬不起来；虽然规定八小时工作，但 更多时候面对的是无尽加班；虽然媒体总说努力会有回报，但加薪却总遥遥无期。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屌丝们努力了，却没能高雅富。他们要么根本买不起房，要么被房贷压的喘不过气。他们每天无奈苦逼奔波劳累，一年也不 见得能旅游一趟。他们下班后再次遭受挤车摧残，拖着疲累身躯随便对付晚饭，舍不得花八百一千去看演唱会，更多的夜晚是在电脑前上上微博打打游戏逛逛淘宝。
　　精英的生活遥不可及，雅士的境界与他们无关，新闻联播的生活那么虚无缥缈。屌丝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对这个世界的期望值，不要谈什么理想道 德，只希望每天自己能够活的舒心。自嘲，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心理调节手段。要不然还能怎样？“宇宙中心”五道口的房价都已经十万一平，生活成本的飞涨让有房 有车的中产阶级都感觉到压力倍增。
　　嘲讽指责屌丝很容易，但倡导文明高雅的人们，他们有挤过北京一号线地铁，坐过从国贸到通州的815路公交车吗？
　　屌丝们一点都不贱，草民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脊梁。他们辛勤工作，依法纳税，促进消费，打造了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屌丝们也关注社会事务，当有人需要帮助，当发生自然灾难，他们总是积极捐款出力，因为喜欢自嘲的屌丝拥有善良的心灵。
　　屌丝们更是中国互联网的基石。屌丝们没有太多消费高雅艺术的时间与金钱，他们把闲暇时光大量花在了网上。他们是门户网站、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的 主力用户，他们是撑起中国电商网购行业的消费实体，他们是中国游戏行业的忠实玩家。没有屌丝，哪来的新浪微博，哪来的巨人游戏，哪来的淘宝天猫？
　　经历过年少成名，也遭受过破产打击，而后神奇再起的史玉柱深谙屌丝的心理。虽然粗暴广告充满争议，但黄金搭档却成为了屌丝们送礼的主力选择，连 续八年成为保健品销量冠军；“取消时间收费，改成道具花钱”的游戏运营模式更是为屌丝们量身打造。正因为如此，史玉柱才自称屌丝，才把屌丝注册为商标，更 愿意花巨资在美国为屌丝打广告，因为正是屌丝成就了巨人和史玉柱的传奇。
　　屌丝们惹了谁？
　　草根阶层或许生活没有品味品质，用词并不高雅甚至低俗，但卑微的生活一样有高尚的灵魂。微博需要意见领袖，更需要普通网民。他们容易激动围攻， 容易误信传言，但无乱不成治，暴露出问题才有规矩方圆，简单的屌丝们却从未缺失善良和道德。微博即是社会的映射，社会是怎样，微博就是怎样。社交网络给了 屌丝们话语权，让他们原本微不足道的声音可以形成巨大舆论，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此次雅安地震，屌丝们通过微公益、支付宝等渠道积极捐款，用自己的钱包投票选择了壹基金等职业规范的慈善机构，用自己的转发评论传播着灾区的进展需求。即便也有混乱，但没有草根网民的积极参与，就不会有赈灾救人的巨大力量。
　　屌丝们惹了谁，为什么要遭指责？屌丝的兴起，是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崛起，进而冲击了传统意见传播渠道，影响到了守旧的既得利益者。传统媒体的官样文章，信任缺失的慈善机构？对不起，屌丝们不喜欢，屌丝们有权说不，屌丝们有权不捐。
　　屌丝们被指责是一种亚文化。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包容草根底层的亚文化是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志。对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屌丝阶层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这种亚文化还在逐渐壮大。著名媒体人杨锦麟说，屌丝们不绝望，中国才能有希望。
　　即便是一些高帅富的成功人士，也愿意称自己为屌丝，因为这代表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非家族的荫护，这比财富更值得炫耀。这些成功人士也具有自嘲的品质，开得起玩笑抹得下面子，而不似精英贵族那般放不下架子，容不得批评。
　　屌丝一词来自百度李毅吧，这位著名球员李毅就是自嘲的典范。一句“我的护球像亨利”让他遭受万人嘲笑，诸多在嘲讽李毅方面志同道合的屌丝们组成 了百度贴吧中最重要的社区李毅吧，才成就了今日的屌丝文化。在冯小刚痛斥屌丝后，李毅站出来为屌丝代言反击，“我认为是冯小刚现在已经拍不出以前的那种反 映‘屌丝’快乐生活的电影了”。
　　赛车手、作家韩寒可 谓是中国最为成功的青年人士之一，他也喜欢称自己就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小屌丝”。当年他在网络混战中语出惊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在权威媒体和 主流人士的眼中，说话直接的韩寒绝对是个不可靠的异类。但这个非主流的高中辍学生却成为了中国文坛乃至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之一。屌丝可畏。
　　对于来自精英和传统人士的指责，或许屌丝们可以借用王朔当年的口头禅来回击，“爱谁谁”。实际上，正是王朔等人在二十年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将人们心目的崇高进行解构，才有了今日屌丝们不畏精英自我满足的精神生活。
　　说到王朔，想起特喜欢的一电影《顽主》，里面一本正经的大学德育教授赵老师尤其关心年轻人的情操和品德修养，语重心长地对张国立、梁天等人教诲 说“年轻人应该多看书啊……你们应该痛苦啊，怎么能不痛苦呢？”葛优饰演的杨重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赵老师，我就是一傻波伊，您甭为我费心了”。
　　这部米家山导演改编王朔小说的电影，正是屌丝心态的真实写照；而且，这部屌丝电影，就是冯小刚老师大红大紫电影作品《甲方乙方》的前身。
　　让屌丝飞。

绿茶婊

24.绿茶婊的终极绝杀：一般不给操！

终于到这条！神逻辑！不给操的就是婊？你是不是？说不是婊的操尼玛全家哟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