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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古鉴

可恶 ！！

二、《西清古鉴》珍稀的原因
我国古代大多沿用金属货币，随着交易行为的发展，作为辅币流通的铜钱需求量与时俱增。自西汉开 始，历代都采用了熔器造币的方法，以补流通的不足。五代柴荣（周世宗）曾下诏“悉毁天下铜器、佛像以铸钱，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 斤以上其罪死。”明崇祯帝将内府库藏历代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熔铸钱币，以充军饷。清代以俭著称的咸丰帝，把内廷保存（含皇室历代旧藏）的各种铜器毁器铸 钱。如今，无以数计的青铜器早已万劫不复，留给后人的青铜器物极少。所幸在明崇祯前有《宣和博古图》，以《宣和博古图》为参照的《西清古鉴》又在道光以前 成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青铜器图谱。《西清古鉴》成书距今已有257年，加之印量有限，又赶在我国社会形态发生最激烈变革的时期，大多已损毁，存世稀缺。

竹书纪年

变革天命 发表于 2010-11-16 17:27

      不如去秦始皇陵里挖挖，说不定能找到竹书纪年和其他先秦史料
      搞个蛇形机器人进去，不探别的只拿书

布娃娃 发表于 2010-11-17 11:36

      秦皇不是唐宗，不会对历史有多大的兴趣。命人用前代史书来给自己陪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http://www.tianyabook.com/lishi/031.htm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文章来源：大樗树下 文章作者：吴光泳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 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 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 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 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 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 “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 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 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 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 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 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 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 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 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 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 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 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 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 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 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 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 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 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 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 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 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 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 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 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 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 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 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 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 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 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 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 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 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 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 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 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 “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 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 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 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 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 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 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 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  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 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 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 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 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 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 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 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 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 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 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 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 。  四、“多学科结合”质疑  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 《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的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 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 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何炳棣、刘雨先生认为断代工程在总体思路上的重大失误，不幸为美国学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 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诸多数椐有一贯的正确性，它与《鲁周公世家》打 通，可以把中国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书纪年》的 1994BC，而不必拖长到2070BC，它所记载的夏积年、商积年、周积年都是可靠的，理应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  “工程”一位成员自我介绍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 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的负责人和主要承担者”。实际上学术界并不了解此人对“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有什么研究，而且此人 因剽窃文物资料被著名学术杂志通报批评 ，更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用人上的失误。  五、限期完成质疑 　　  现年88岁的国际《尚书》学权威刘起釪先生指出，作为“工程”负责人的李学勤无学术责任心地于事先提出可如期完成，事后又果然如期完成，这种给学术 工作预定期限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工作特色、不符合学术工作本身发展规律的。学术工作的工程不同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物质建设工程可以预定期限，它 是不能定期限的。显然中外学术发展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刘先生列举我国历史上几个主要朝代的学术成败为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是汉代这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各种学派，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及其他各种学派都有名家相继而起，但王朝从来没有给他们规定任何期限。  唐代又是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他们要把自汉传来的各经做出总结性的整理，唐太宗命孔 颖达等五儒臣撰《五经正义》，经博士马嘉运指出其中错误，令孔氏修订，未成而死。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命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们考正，最后命尚书左仆射于世 宁等三个大臣就加增省，于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孔颖达卒于公元648年，永徽四年为公元653年。是孔颖达先经多少年撰成此书，是没 有规定期限的；及书成受到指责，又叫他修订，仍没给期限，未成而死。死后经其他几位学者经四、五年的修订而后颁行。唐代后来扩大为《九经正义》，宋代撰其 它四经《义疏》，明清两代汇刻成《十三经注疏》传下来，至今尚为代表汉学的“注疏本”。是花了较多时间写成，经历数百年尚为有用的典籍。  宋代是一国力不强而文化、技术空前发展的朝代（可参看拙著《尚书学史》第七章）， 一代的论著数量远远超过自先秦至唐论著总数，都是放任写作，从来无任何期限。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是随他的官职迁移和生活迁徙不同地点把写作班子随身 带着走，自治平（公元1064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20年成书。可见足够的岁月使他完成传世久远的巨著。又朱熹弟子蔡沈费十余年撰成《书集 传》，至今尚为代表宋学的名著。  明代又是一大一统帝国王朝，从内部看，往往民生疾苦，朝政腐败，但对外能长期保持 其帝国形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它派兵击败之，丰臣龟缩日本本土，继起的德川幕府吸取教训，制定锁国政策，保境安民，倡行儒学，终江户时代不向外扩 张。已到明代中后期，还能由王朝派出将领，至滇黔调集几处地方武装，向缅甸开疆拓土，发挥威力。北方领土东逾奴儿干都司及库页岛，北逾贝加尔湖，长期巩固 拥有，而更有前此各朝代都赶不上的下西洋海外贸易。可是整个明代，没有树立起良好学风，文化学术事业比其前后各代都差得远。由于朱元璋武夫作风，凡事雷厉 风行，程限迫促，过期即严惩，影响后代一些继任者亦这么干，养成士大夫奉命维谨，应付搪塞，弄虚作假，以保持禄位。明成祖永乐年间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四 书大全》，这是适应新的大一统帝国需要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建设，正像唐撰《五经正义》一样，是一代盛典。可是因为限期成书，这些儒臣不能在期限内撰 成，便偷偷地抄袭旧著以成书，如《书传大全》是抄袭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二书而成。而《诗经大全》则迳照抄元刘瑾一人之书《诗传 通释》而成。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条云：“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而仅 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说：“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 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  由历史上这几个重要的学术成败事例，就使我们知道由国家主办的学术事业，不能像物 质建设事业那样规定期限，是由学术事业本身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不依发展规律办事就会误事。何况恩格斯早已说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 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夏商周断代确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对它发挥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怎么能不经过多年的冷静钻 研？怎么能在短短的1996—1999年四年时间内拿出成果？而且由李先生以首席身份到电视屏上向举世发布呢？而且本来发布的报告，写明了是“阶段成果报 告”，掌握了主动，自然是还有下一阶段的工作待继续进行，怎么能由李先生把它作为最后成果公布，就使全国各地不少出版物纷纷转载奉为国定三代年代，学术上 的事可以这样干吗 ？  2000年1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载王春瑜《评泡沫史学》一文 ，针对上述 这一现象提出警句云：“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在天堂闻此，真不知作何感想？”此外，据《古史考》首次披露，自称“毕业” 于清华大学的李先生实际只在该 校读了两学期书。此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绝非如李学勤父子一再宣传的是因为考古所有一个“殷虚文字缀合”的科研项目，邀请李学勤参加。李先 生赶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抓住时机，批死人、整活人，步步迁升 。与李先生同处于一个研究室的学术前辈已指出李先生是个没有学术责任心的人 。为迎合 1989年之后特殊的形势而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竟成为国家巨无霸学术工程的指导思想，正如学者慨叹的那样：“留给学术界的思考却是沉甸甸 的” ！  六、“工程”是怎样“走出疑古”的  “工程”内部的专家通过剖析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求取的过程和对古本《竹书纪年》的再认识，否定了“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严肃指出其失败的 原因是：“断代工程领导层研究思路出现了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们号称要‘走出疑古’，而实际却坠入了‘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 潭。” ***的政治风波之后，流行“保守主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混作《河殇》来批判，殃及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古史辨运动。“走出疑古”乃是在 历史学领域呼应保守主义的标志性口号。200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三卷本《90年代思想文选》，第一卷收录不少有关保守主义的论文，包括李学勤《走出 疑古时代》一文。确实，李先生身体力行地“走出疑古”已形成一股风气，代表了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侧面，自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编辑将《走出疑古时代》 一文入选《90年代思想文选》，无疑是合理的。以“走出疑古”的思路写成的文章、专书不计其数，例如邹昌林《中国礼文化》一书，评论者称赞此书是“走出疑 古”的有益尝试，并说：“二十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民族主体意识的要求日渐转化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自觉。从官方到民间 的诸多学术文化现象，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学术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等等，其中的意蕴，都有必要置入此种背景之中， 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体悟。” 这种背景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雨先生，全程参加了断代工程金文历法小组的研究工作，他与 著名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撰写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时题为《怀疑真古，相信假古》），指出“走出疑古”的实质是“怀 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例如《国语》“伶州鸠语”是“工程”用天文推算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依据，可是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语句是典型的战国星象家 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似于胡言乱语。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 不具备推算出这些天象的知识，不可能由他们推算出这一套天文星象。“工程”说它是“故老相传”，难以令人信服。古文献有的字句现在难以理解，“工程”采取 改字的办法撮合，凡与其观念不合的数据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为了维护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写，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故意不用， 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位置，这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尽管如此，现在所谓的“金文历谱”中，离谱的器和勉强 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的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年代方案标 准的重任。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金文历谱”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术界使用的水准相差还很远。刘雨认为短时间研究不清楚某些问题， 得不出合适的结论，可能是方法有待改进，也可能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况，多听听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进行试验，也许会找到 解决问题的途径。实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实承认这个现实，向读者如实讲清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可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甚至不 惜曲解科学资料，以求符合主观设想，制造伪科学结论。综观工程对金文历谱的研究，是失败的！而且对古代历法的实际情况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尽管在局 部认识上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研究方向把握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一批关键性结论论证失败，因而其拟定的《三代年表》整个框架不能站立起来。  2003年8月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110岁诞辰会上，原 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当着李学勤的面，阐述了“疑古”为什么走不出。本人也指出，“疑古派”认为一切史料都掺杂了人的主观成分，文籍器物都须审查，因 此他们不赞成所谓考古学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李学勤先生则坚持，连被古史辨派推翻、记载黄帝一元历史框架的《帝系》等等都是可靠的，暗示《尚书》伪 孔传也是可靠的 ，他的追随者干脆说郭店楚简证明了伪《古文尚书》不伪 。李先生还有一个基本立场：最起码考古获得的东西就“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疑 古派”认为：“现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袁征先生已指出，这个观点跟波普（Karl Popper） 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 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 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刘起釪、叶林生先生以具体事例列举“走出疑古”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危害 ，发人深省。  七、“特事特办”是怎样办的  2002年4月，中国学者一行四人（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专家组成，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其中有两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 学家）应邀赴美国参加4－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AAS）第54届年会 。年会原来没有“工程”的议题，是“工程”成员努力加进去的。原想 制造国际声誉的“工程”学者，万万没有想到“老外”并不糊涂。2002年5月24日《中国文物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 程”的美国之旅》 ，详细报道了包括李学勤在内的工程成员出席美国学术会议的情况，6月16日《文摘报》又作了转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 员，也是工程的参加者。该文披露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无论策划理念、运作方式，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工程’在文字证据（文献和金文）的 研究中尚没有就任何主要争议提出获得公认的解决方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经验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值得在策划和实施‘探源’工程（或类似的其 它工程）时充分考虑。”据该文，这些“严重问题”包括：  1.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学风：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晋侯墓地8号墓年代数据前后相差8年，自己还没发现。  文章发表后，轰动京城，以至该期报纸脱销。要不是以往的盖子捂得太严，显然不会有 如此轰动。时逢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庆祝成立90周年，有学者提出李学勤先生既然是“首席科学家”，也应该承担“首犯”的责任。此前媒体把夏商周断代工程 捧上了天，断代工程的负责人不停地呼喊“特事特办”，“张立东事件”显然给踌躇满志的断代工程浇了一盆冷水，2002年6月，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怀柔召 开“专家组扩大会议”，讨论张立东的文章 。“张立东事件”后，盛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打着中央领导的名义干涉《中国文物报》，此一传闻现在无法证实， 但从此在《中国文物报》上看不到任何对断代工程“不利”的文章，这从“蒋祖棣事件”表现得最清楚 。  断代工程天天叫嚷“特事特办”，不同的声音就被“办”掉了。李先生这几年空前活 跃，是因为主持断代工程，“工程”结项时，在没有经过学术界批判性论证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金，李学勤先生独得两份 。可是地底下埋着死对 头，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铜器 ，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而断代工程恰恰主张“共和”是独立纪年的，“多米诺效应”不可避免，因此，就 有了下面的承认：  对陕西省新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列鼎所铸铭文的初步研究表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西周历谱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绘制的西周历谱存在“偏差”。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发现将填补“断代工程”长期存在的疑点 。  真是善于措词！虽然我们搞错了，但它是“长期存在的疑点”，也不能怪我们吗！它反 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新佐证”吗 ！假如这批铜器不出土，是不是就不能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呢？实际上，正当断代工程热火朝天、叫喊“特事特 办”的时候，我国学者已指出：“共和期间，无论是周公、召公，还是共伯和执政，都不可能还以厉王来纪年。” 断代工程最吸引人的方法是高科技加考古，剥开 包装，老实说，不过如此！  八、盖棺定论  本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导者宋健先生对工程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论述，他说 ：  “断代工程”难度很大，这是可以预想到的。  和其他学科一样，研究古代史，必须依靠科学事实，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  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  断代工程的领导显然没有对待不同意见的肚量，而是挖空心思拿“国家”这块大牌子压 制不同意见。“工程”内部的专家一直要求将各人不同的意见写进出版的书里，以免背黑锅，“工程”的领导者不仅拒绝，而且一再强调“工程”的结论是200多 位甚至500多位专家联合攻关的结果，无非是想用人多加强结论的权威性，也扩大承担责任的面。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邹先生作总结发言，说 断代工程的结论恐怕只有小学生会相信，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7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不仅是“工程”21位专家之一，而且还是夏代组的组长，他 一直对“工程”作低调评价，竟成了“工程”领导者提防的对象。92岁的老革命家何幼琦先生 实在看不下去了，痛斥断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国务院：  这个验收组既不是国务院派出的，也未经国务院批准，从法律上说是非法的，其验收是 无效的，何况他们又是不验而收的。按照国家机关的工作程序说来，一个工程验收之后，总工程师就该离开现场，至于如何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会处理，他就 不必操心了。这项工程在所谓的通过“验收”之后，这位专家组长急急忙忙于11月9日晚在科技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自行发布。应当指出，他既非政府发言人， 也没有被授权发布新闻，这次发布超越了新闻办公室，是非法的。前后五年中，根本见不到和国务院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句“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政府 既非北京政府，也不是一部两院（科技都、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另外，把国家工程在实施中所用的预算经费说成是政府支持，这又无意中暴露出其私人作品 的本色。最后就是对全部工程所作的评语：“课题专题设计合理，技术路线正确，组织系统完善，经费使用合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个应是其上级作出的评 语，却由他们自己代作了。总而言之，他们和国务院没有什么关系，有问题需要报告时就找“一部两院”，连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靠边站了”，这个专家组还有没有 上级呢？看得出来，它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包揽一切，我行我素，谁也不许干预。其结果，就是拿出了一个假冒伪劣的成果。对于这一点，他们除了应 向国务院有所交待外，还应向国人作出满意的解释。  ……  他们为什么对赶紧发表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只能说，是为了把个人的伪劣产品冒充 国家的断代工程，不管正确与否，争取公布出去，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世人同意，强迫国家同意，把欺骗性异化为正确性。果然，科技部受骗了，验收组受骗了，中 科院和工程院524位专家被骗了，曾将《四年成果报告》定为“1999十大科研成果之一”的新闻界受骗了。  这是对断代工程最恰当的盖棺定论。何先生强调：“当前经济市场中不断进行打假活 动，在学术市场中也需要来一次打假，本文就是作者揭发假冒伪劣作品的公开检举信，希望广大读者明辨是非，以免受骗上当。”以前，媒体把“工程”称为“中国 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认为“工程”摘取了歌徳巴赫猜想的桂冠。“工程”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已被 《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现在，经过“疑古”，证明它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在 学术上却是失败的，难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讥。

上博简 - 清华简

不论上博简还是清华简，都是真假难辨, 迷雾重重。
在假奶粉， 假鸡蛋， 假论文， 假文凭盛行的今天，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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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2004年自杀之谜 (图)

(北京时间2009年2月27日 转载)
   
    来源：中国时报
     上海博物馆近年曾历经风雨动盪，在陈燮君接任馆长后，不仅开创学术春天，也拓展两岸文化交流的春天。
   
    所谓风雨是指上博前馆长马承源跳楼自杀风波。二○○四年九月廿七日，上海官方《解放日报网》说，上海市文管委顾问、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于当月廿五日廿时廿五分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由于记者于二○○二年六月才专访过马馆长，当时老人家身体硬朗，侃侃而谈怎会两年间就病死。上海文化界透露，「马馆长是悲愤自杀」。记者想进一步和上博人员查证，个个是欲言又止，说「事情过了就算了」。
   
    但仍不断有人为马馆长抱不平者透露些黑幕，近两年大陆网上部落格也有人爆料。
   
    原来马馆长晚年最得意的一千二百馀枝楚竹简「劫后归来」重回上博，最终竟然导致他自杀。因为有人说，马馆长托人高价买的竹简是假的。
   
    ○二年马馆长接受专访谈到这批竹简时说，一九九四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楚简，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几可乱真，多数是大陆不肖文物专家所伪造。
   
    他说，那几年，香港、台湾都买过伪造竹简，日本书法家也买过。马馆长说，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汉学家饶宗颐取得一批竹简，经过鑑定，排除假的，有十枝为真的战国楚竹简。
   
    在各国买家都夺宝之际，在香港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场消息告知上博，并电传一批摹本。马承源和专家研究后，竹简文字文体及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证明这批楚竹书确实是真品，并非出自「文物专家」假造。
   
    为了不让这批竹简散失，马承源和同事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至于价钱及收自何人，当时马承源不便对外透露。但收购竹简后，上博花费巨大人力及经费整理、复元「像一堆酱油的竹简」。
   
    没想到○二年古竹简出专书发表研究成果后，陆续传出用国家经费买的楚竹简是假的，最后老人家跳楼以死明志。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

India party

刚刚从一个印度（锡克）同事的 baby birthday party 回来，感慨良多。
有200多人参加。 见识了印度大家庭以及印度舞蹈。

国人应尊先人之教导，多子多福。 方可保我华夏文明永列世界之巅。
Party 中的食品实在是乏善可陈。 但大家皆民族盛装出席。
可叹在满清祸我中华后， 我大汉国服之不存。

From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business/companies/kodaks-demise-is-a-warning-to-telecos-and-media-to-adapt/story-fn91v9q3-1226237766519.

Kodak's demise is a warning to telcos and media to adapt

• by: Mitchell Bingemann
• From: The Australian
• January 06, 2012 12:00AM

Former Kodak chief Ziggy Switkowski says Kodak's demise is a warning to companies to adapt Source: The Australian

THE print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have crucial lessons to learn from the demise of Eastman Kodak, according to Ziggy Switkowski, the former boss of the camera maker's local operations.

Dr Switkowski, who worked at Eastman Kodak from 1978 to 1996 and was th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its Australasian operations from 1992 to 1996, believes the print and telco industries could face a similar fate unless they can divorce themselves from the declining margins of their legacy operations and instead adapt to the increasingly digitised era of business.
"It's hard to move from a high market share, high-revenue legacy business, into a new capital-intensive world where you have to compete for market share in lower margin products," Dr Switkowski, who also spent six years as chief executive of Telstra from 1999 to 2005, told The Australian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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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dak timeline

"To make the call to go into new businesses when your legacy business is in terminal decline is a breathtakingly difficult one to make -- but when your business is in that position, then you must adapt in order to survive."
Dr Switkowski's warnings comes as Eastman Kodak, once a giant of the camera and chemical imaging industry, prepares to seek bankruptcy protection in the 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once proud 131-year-old international company has been one of colossal proportions and contains important lessons for industries on the cusp of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Dr Switkowski.
He said Kodak's demise was due to the intransigence of the company to adapt to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would have to sacrifice the prodigious cashflows from legacy operations and instead adjust to an existence exposed to higher competition and lower margins.
"The problem is that quite often businesses point to the fact that if you can continue to get some sort of return from your legacy investments that have been fully amortised, then the economic returns are still attractive even as you manage a business in decline," he said.
"For them, the economic returns from the alternatives are simply comparatively unattractive."
Dr Switkowski said the print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faced a similar dilemma.
Despite media companies suffering from the long-term decline of printed newspapers and telcos battl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fixed-line telephony revenues, both industries have shown a stubbornness to relinquish these businesses, he said.
"Instead of diverting the bulk of resources to emergent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hey have instead tried simply to delay the inevitable shift to new platforms," Dr Switkowski said.
"Kodak's biggest failing was not identifying that the future of the high-margin chemical imaging business was going to end. You had a company whose leaders were all from that side of the house and whose strategy was to optimise returns ultimately for a business that would become extinct.
"There are similar examples of this in the telco and media industries. Good management will always manage terminal decline, but terminal decline will always decline. Anything that isn't fully digitised is at risk and examples like Kodak and its old hard-copy image business show that people will not continue to value old businesses like they once did, because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comfortable with the online and digital world now."

《保训》篇的疑问

“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再谈对《保训》篇的疑

文中子之声 核心会员 6	姜广辉　刊发时间：2009-06-08 07:56:52　光明日报 一作伪与防伪之博弈  古代竹简文献作伪突出表现在《古文尚书》上,说起来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成帝时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献给朝廷,当时即被识破。而东晋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却蒙蔽了后世无数大学者。南宋时朱熹虽然怀疑此书为伪书,但又担心因此“倒了六经”,所以其弟  子蔡沉作《书集传》仍把它当作“圣经”。明中叶梅鷟作《尚书考异》,抉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但因其考辨方法的缺陷而不能完全起到证伪的效力, 直到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来,由于其考辨方法的卓越,才使《古文尚书》是伪书成为定谳。需要指出的是,阎若璩考辨伪《古文尚书》所取得的成就,依 靠的是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可惜今日学者对这样的方法没有很好地总结和利用,甚至完全忽视。  那么,现代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古文尚书》造假的可能呢?我们认为,从动机上说是绝对有可能的。近年竹简文献的价格已经炒成天价,这足以激起一 些人作伪的热情。当然,今人要造出足以乱真的假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高技术手段(例如能通过碳14技术测定)和高知识含量(较高的古文字 学、古音韵学、古文献学、古代史以及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必须有若干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的合作,以及高经费的投入 (此即所谓“三高”作伪)。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做不到,民间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绝不可小看。更何况“竹简热”已经“热” 了十多年,如果作伪者同时起步,时至今日,以他们所积蓄的能量和经验,很难说不能上演一出新编伪《古文尚书》的闹剧!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所深 以为忧的。这正如古语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作伪与防伪的反复博弈中,防伪的一方若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就可能铸成大错,付出沉痛的代价。  这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以现在对这批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而非经考古发掘得到的“清华简”所做的鉴定,能否绝对排除其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我们的回答是:不能。为什么?这是由竹简文物鉴定的特殊性决定的。  现在鉴定古代竹简的方法,基本是两种:一是靠专家的直觉经验判断,二是靠碳14的技术测定。两种方法中,又以专家的直觉经验鉴定为主。竹简文 物的鉴定不同于一幅古字画或一件古瓷器的鉴定,后者是以整体呈现给鉴定者的;而竹简文物往往是由批次计算的,一批竹简文物经常有一两千支竹简,而由专家组 成的鉴定会通常只开半天或一天,这样一来,除少数样简经专家粗读辨识外,绝大部分竹简只是看看外观和字体而已。这就是说专家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所做的判断只 是在竹简的外观和字体上把关,并没有全面有效地从文献的内容上设防。就拿这批“清华简”来说,2388支简,整理小组说全部破译需要十年。一批需要十年才 能破译的竹简,却要求专家在半天或一天之内做出真伪鉴定,这也许神仙才能做到!一言以蔽之,此种竹简文物鉴定方式的缜密性是有待认真检讨和改进的。  至于以碳14测定作为防伪措施,也同样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保障,这里不拟多说。  从理论上说,以上两种方法并不能做出绝对肯定的鉴定结论,这使许多研究者心里并不踏实。那么我们对这批竹简应抱持什么态度,还应采用什么办法进一步来确定其真伪呢?  (一)现在既然不能绝对排除“清华简”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那对“清华简”的真伪就要做双向思考,而不是单向思考。回顾历史,在正常的科学探 索和学术研究中,从不排斥“怀疑”和“质疑”,“怀疑”和“质疑”反倒可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都是如此。因此对 来历不明的竹简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存疑的警惕,恰恰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  (二)我们以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而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弄清这批竹简的真实来历。如果这批竹简文献是真《古文尚 书》和《乐经》等,那我们更需知道它出自哪里,给历史和后人一个明确交代,而不能再像前人那样将《古文尚书》问题弄成一笔很难理清的糊涂帐。  (三)在我们看来,传统的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于“清华简”内容真伪的鉴定而言,在方法论上仍有其价值,甚至还有某些优长之处。因为相 比之下,现代作伪者若造假,困难的可能不是让竹简通过碳14检测,也不是会认、会写古文字,并能把它设法写在竹简上,困难的恰恰是如何编出竹简的内容,并 使其表述方式符合规范,其思想内涵合乎义理。由于在这方面需要复杂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综合性知识,特别是有关史书笔法的知识,而这些正是造假者尚一时难以掌 握,往往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这就需要学者独具只眼去辨识它。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考辨方法的意义在于:如果竹简其他方面都“对”,而从简文内容上能 发现其中若干确切的作伪破绽,则此竹简涉嫌“高级”作伪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这种方法可以增强现代学者防伪的“免疫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二《保训》疑问申论  从已披露的“清华简”的内容看,在这方面恰恰是存在问题的。为此,我在5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保训〉十疑》,“十疑”中于每一 “疑”下又提出若干疑点。当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论述。拙作发表后,王连龙先生于5月25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文章:《对〈《保训》十疑〉一 文的几点释疑》,对拙作做出回应,由于王文的回应多未中肯綮,本人并不能由此而“释疑”。在我看来,《保训》中的重要疑点约有数事,正符合前人归纳的作伪 者容易犯的错误如错用、误仿、妄说、不似等,今再申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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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用。关于“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尚书•多士》篇有“旧为小人”句,这里“旧”读为“久”,仿此,“昔舜旧作小人”若译成现代白话,就 是:“从前舜曾长期做小民”,下文“亲耕于历丘”就是在这一语境下讲的。王连龙先生在其《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一文中说“舜并非为以往学者 所认为的庶人”,舜是“氏族部落首长”或别的什么身份,这里没必要讨论。因为我们只能在《保训》篇“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来讨论问题。《保训》正是 在“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讲他“亲耕”于历丘的,而这恰成为一大败笔。因为在古代,“亲耕”二字从来不是随便用的。我们查了汉代以前古籍,只有天 子、诸侯行藉田礼时,方书“亲耕”,三公九卿大夫随行藉田礼时,则书“躬耕”。而天子微时、圣贤在隐,皆书“耕”或“躬耕”,绝对不书“亲耕”。传世文献 在述及舜的往事时照例皆书“舜躬耕历山”云云。王连龙先生文章说:“《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排除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当 然不能排除,即便如此,古人无论如何“润色改写”,都不应该犯这种一面说“舜旧(久)作小人”,一面又说“亲耕于历丘”的低级错误的。犯这种错误的只能是 不懂史书笔法的现代作伪者。此等处犹如仿古瓷器虽然仿得足以乱真,但一看瓷器底部的款识而一下露出了破绽。  (二)误仿。我们先看记叙周成王临终前情景的《尚书•顾命》的开头一段话:“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其中“王乃洮颒水”一句,林之奇《尚书全解》注:“颒,洗面也。《内 则》谓之靧。”(此语或许给作伪  者改“颒”为“靧”以直接启示)以上内容,在《保训》篇中缩略为四个字“戊子自靧”(其中用“戊子”替换《顾命》的“甲子”,用“靧”替换《顾 命》的“颒”),可是这一缩略变得完全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尚书•顾命》此段描述周成王临终前洗脸整理仪容,加冠冕朝服,是为了召见群臣,交代政治 遗嘱,并在这一天讲了许多重要的话后,于第二天去世。而《保训》“戊子自靧”四字关于戊子一日只记自己洗脸一事,然后转入第二天己丑一日。如要记文王临终 的日子,只记“己丑”一日已足。而记“戊子自靧(自己洗脸)”之后,当日不记他事,这四个字便已无甚意义,难道头一天洗脸要管到第二天,第二天就不再洗脸 了吗?《保训》总共二百余字,可谓惜墨如金,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文字中留下与全文无关的“戊子自靧”四字呢?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现代作伪者模仿《顾命》不 得其意而露出破绽。  (三)妄说。纪年方式,就一般而言,唐虞习称“载”,夏习称“岁”,殷商习称“祀”,周习称“年”。《逸周书•酆保》篇开头书“维二十三 祀”、《小开》篇开头书“维三十有五祀”,系从殷人之习惯。此时纪年方式尚无“维王”字样。至《逸周书•文传》则书“文王授(受)命之九年”,表明后来有 文王称王之事。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列举许多材料证明其事,但所引材料既有伪《古文尚书•泰誓》中的伪孔传,也有刘歆、贾逵、马融、王肃、韦 昭、皇甫谧等人的观点,材料真伪错杂。总之,这是“文王称王”说一派较为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不妨认同其说。按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文王即位四 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yuan年,始称王矣”,就是说文王称王改yuan从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  那为什么《保训》篇要书“惟王五十年”呢?我们也许应将这一材料与传世文献做一比较,从各方面分析其歧异原因之所在。如果我们不是过早解除防 范心理把它当作“真简”看的话,那就不能排除这是作伪者之“妄说”,目的只是为了歆动释读者。果然,释读者一看此简便做出“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 王”的推论。就算此简是“真简”,仅此一条孤证材料也不会比传世文献更有证据效力。  王连龙先生的文章曲为弥缝,将《保训》“惟王五十年”等同于《逸周书•文传》“文王授(受)命之九年”。虽然从时间上说两者是一致的,但从称 王起算年上说,两者则完全不同。称“文王受命之九年”,是以“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而称“惟王五十年”,则意味文王称王之年要从文王即位那年起算。纪 年形式是一国之大事,怎么一会儿从“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一会儿又从文王即位之年起算呢。这不是很混乱吗?《保训》与《逸周书》在此问题上发生了明显 的矛盾,那么,我们是信《逸周书》呢,还是信来历不明的竹简文献《保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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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似。《保训》开篇称:“惟王五十年,不瘳。”这句话颇有语病。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怎样的?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句,《逸周书•小开武》:“维王二 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在上面句式中,前面部分所书为纪年方式,从语法上说,相当于时间状语。后面部分为句子主干,这里必须有主语,点出全篇事 件的主人公,按照《保训》前后文义,应书“王不瘳”。《保训》在“不瘳”前不加主语“王”,显然是把“惟王五十年”之“王”作为主语,从而读成“惟王五十 年不瘳”了。这里虽然只少用了一字,却是貌似神不似,不成文义了。读者不妨去查考古籍资料,看可有这样的先例吗?或许有人会说,《保训》“不瘳”之后还有 一句“王念日之多鬲(历)”一句,如书“王不瘳”,那在短短三句话中,就有三个“王”字,不免过于重复。其实史家书法,有时避重复,有时不避重复。如要 “避重”,自有许多方法。而在此处为了避重而单书“不瘳”,是不可以的。  (五)其他。作伪者将“前臤”故意写成“前夗”,则可能受了方以智《通雅》卷十八“扼腕”条讲“夗”与“臤”可以互代的启示。这或许属于古文 字学的“野路子”,以致于多年训练有素的古文字学家睹面不识。还有,“施于上下远迩”之句,似亦不符合舜当时“旧(久)作小人”的身份。“乃易位迩稽”, 虽说是古香古色的《尚书》式语言,却有现代时尚语言(“换位思考”、“现场调查”)的影子。等等。  除上述从“实例”的角度提出“疑点”之外,我们还不妨对《保训》的构思做一些合乎逻辑的分析和推理。首先是关于《保训》“创意”的着眼点。在 先秦文化中,商汤王和周武王是革命的榜样,以致“汤武革命”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到了汉代,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之是非,汉景帝批 ping他们“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意在告诫学者不要把“汤武革命”当作议题来讨论。以后儒家果然对此议题不再讨论了。唐宋以后儒者重塑“汤、 武”的形象,朱熹创构了一个圣王传“中”的“道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成为传“中”的两个重要环节。虽然思想史家大多认为这是宋儒的“虚构”,但仍有人出 于某种需要愿意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保训》篇的创意便由此产生,因而将本是宋人提出的传“中”的“道统观”坐实在周文王、武王身上,并通过文王之口讲了 殷人先祖上甲微传“中”的历史,“追中于河,传贻子孙,以至于汤”。那么,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是儒家所说的“中道”吗?何以到了商汤王和周武王那里, 便成了掀翻天地的“暴力革命”?你能说“中道”有时等于“暴力革命”吗?这能解释通吗?通过这样分析,你可以看到《保训》篇并不在先秦文化的思想脉络里, 而是在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里。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这是现代作伪者顺着宋明理学的思路造作出来的。  其次是关于《保训》“刻意”的着眼点。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中说:“《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 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那残失的是哪一部分呢?从李先生文章引文构拟出的《保训》简文开篇是这样的:“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 之多鬲,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云云,节略号前25字,应是第一支简,但比照24字多出一字,或许其中有合文。节略部分应是 李先生所说第二支简上半的残失部分。这部分可以说“残失”得“恰到好处”。从“王若曰发”以后是全篇的主体,完完整整。关键处尤在“王若曰发”四字,明显 表明是文王对太子发讲话。此等关键之处当然不能“残失”!那么,残失的是什么内容呢?残失的无非是“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之类话,这类话无甚意义,却又不 好编凑,只好让它“残失”了。而这“残失”部分几乎不影响全篇的完整性。这是不是太过“巧合”了呢?更有意味的是李先生后面的话:“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 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容易引起”专家注意的特点有无可能是作伪者的刻意谋划,让专家在第一时间将 目光集中在此篇简文上,读出此篇是文王对太子发的遗训,从而重视整批简的价值呢?  从以上分析看,在短短的二百多字中出现多处硬伤和疑点。如果偶有一处硬伤或疑点,也许可以不必介怀,因为可能有多种造成的原因。现在有这么多硬伤和疑点,那对《保训》篇的“真实性”是不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呢?  竹简真伪,兹事体大。相比之下,《保训》篇该称“宝训”,还是《保训》;此篇是史官实录,还是后人追述或假托;《保训》篇同《尚书》更接近,还是同《逸周书》更接近等等问题,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也不愿意就这些问题再费笔墨讨论了。  虽然我提出了《保训》篇这些“史无前例”的硬伤,但我还是有所保留,并未由此遽断“清华简”就是假简。我要说的是基于《保训》篇存在许多重大 疑点,我们对“清华简”的真伪应该取存疑的态度。由于清华简的数量很大,释读整理工作可能要花上多年时间,所以,对“清华简”的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 程。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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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清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内，专家正在观摩一批尚待研究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里，独立绑在薄玻璃片上，都做了详细的标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文物很“脆弱”，怕见光和细菌，专家们短暂观察后，竹简马上又被送回保存箱。本报记者 戴冰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上字迹清晰可辨。 专家展示部分清华大学珍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 清木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 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 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 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 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 《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 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尚书》新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 《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清华简”解密 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正式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 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秦人最早居住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在我国历朝历代中，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秦人从哪里来，秦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历来有种种看法，争论已久。这部被命名为《系年》的历史著作，或可为这些学术争论画上圆满句号。 《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秦人最早的居住地在“邾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 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曾记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但当时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李学勤介绍说。 “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 李学勤说，“但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一事，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李学勤说，“‘ ’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 ’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近年来的考古已证实，甘肃甘谷西南，即今甘肃礼县西北，正是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 对《史记》等典籍或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据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之后，历经1700多年，我国又一次重新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根据简文所 叙述的史实，《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我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 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 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 “《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学勤 说。 据介绍，“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十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我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次披露周文王临终遗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 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 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 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延伸阅读 　　“第三次重大发现”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同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 者大概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 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 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 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 前。”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 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 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此外，还有与周代有关的 历史，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 “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还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靐、槑、謽

芔：hu 赑：bi 品：pin 晶：jing 嚞：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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鱻：xian 雥：za 灥：xun 厵：yuan 
燚：yi 叕：yi 茻：mang 朤：beng 垚（yao2）

"謽"念jiａng 　　言语倔强。

巭'确是在韩国造的汉字,但意思不是勉学。'工夫'( kongbu)就是勉学。动词:
      (工夫) 

      巭'( pu)的意思是工作人员. 

      在《功夫熊猫》上映之后 

      “巭”成为了“有功夫的人”的简称 

      如：“巭熊猫”，开始越来越受到喜欢恶搞的年轻人的喜欢。
      

兲(读tiān)：跟常用来骂人的那种水生动物没有关系。这个字是“天”字的古体，也念“天”。
创造这个字的肯定是受了天大的折磨又不能报复，所以学着阿Q自我安慰，背后损一下王八羔子一样的“天”。
氼(读nｉ)：人掉水底下了，当然就是溺水，这个字就是“溺”的意思。
砳(读lｅ)：开始很费解，石头跟石头相碰怎么会是“乐”的声音呢？转念一想，是不是两块石头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很好听，很“乐”吗？这个字很有可能是石匠发明的。敲石头的人一高兴就忘乎所以，两手拿着两块石头拼命地敲，我乐，我乐……
嘂(读jiａo)：四张嘴同时叫，当然就是大声叫了。很有趣吧，那让我们发挥自己超雷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四个鸟组成一字该读什么？
圐圙(读kūlｕｅ)：内蒙古方言中一般音与库伦(kūlｕａn)相近，“圐圙”一词现多用作地名。仔细看看这两个字：两个口分别框住了四方八面，意为“围起来的草场”。圐圙，本来可以四方八面，没想到被加了一个笼子，被困在其中。
玊(读sｕ)：玉的点儿点得不是地方，当然就是有瑕疵的玉，所以变俗气了。
孖(读mā)：如同字形所示：双生子。用现在话说就是克隆、拷贝、复制。
砼(读tｏng)：这个大概是个生造字吧：人工石头合起来就是混凝土，是个建筑工程专用字。据《信息时报》
继“雷”“霹雳”“囧”(读jiǒng)、“槑”(读mｅi)惊爆网络之后，各色各样的我们平时根本不认识的字，一个连着一个 出现在我们的网络生活里，并且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形象的含义。有网友日前发帖称：不经意间发现了许多新的“很雷很霹雳”的词，与大家分享一下，欢迎大家来添 加网络流行词新成员。

Hello 2012 !!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Time passes like the flow of water. ...